克鲁格曼：奖励做坏事的人

保罗·克鲁格曼 200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

   美国人对华尔街感到愤怒，这是理所当然的。金融业先是把我们拖入经济危机，然后，政府又花纳税人的钱来救助它。现在，尽管经济仍然处于深度衰退，它却在给自己发巨额奖金。你要是不愤怒，就是你对此漠不关心。
    但是，华尔街的罪行不光是摧毁经济和敲诈纳税人。在危机发生、政府援助之前，金融业就有许多野心勃勃的人从事一些在社会看来毫无价值甚至具有破坏性的活动，并且从中赚了许多钱。
    现在，他们还在这样做。让我们看一下最近发生的两件事。
    其中一件与高速交易（high-speed trading）有关：一些包括高盛在内的金融机构一直利用超高速电脑抢在其他投资者之前买入或卖出股票，操作的时间不到一秒，快到其他人来不及反应。从高频率交易中获取收益是高盛实现创纪录利润并发放创纪录奖金的一个原因。
    另一篇报道是关于安德鲁·霍尔的，他率领花旗集团的一队人马投机石油和其它商品。这些交易最近赚了很多钱，根据合约，花旗欠他1亿美元奖金。
    这两则消息有什么共同点？
    至少在目前，一个政治上突出的共同点是，这两家支付巨额奖金的公司都是政府的主要救助对象。花旗从纳税人那里接受了450亿美元；高盛虽已偿还政府100亿美元的直接救助，但它从政府的保障和对其它金融机构的救助中受益无穷。而当这两家公司支付9位数的薪酬时，纳税人会作何感想？
    即使我们承认高盛公司和霍尔先生精通自己的业务，在没有政府的援助下也可以赚取巨额利润，他们所做的事也是对美国有害的。
    需要清楚的是，金融投机可以起到有益的作用。例如，期货市场在一定程度上促使市场在天气变冷之前囤积取暖油，或在夏季驾驶旺季之前囤积汽油。
    但是，基于公众大多无法获得的信息进行的投机就是另外一回事了。正如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经济学家杰克·赫舒拉发1971年指出的那样，这种投机行为往往是“私人利润”和“社会无用”的结合体。
    对此，我很难想出比高频率交易（high-frequency trading）更好的例子。股市本应合理配置资本，让其得到最有效的利用，例如，帮助有好想法的企业筹集资金。但是，很难看出那些先于其他交易商三十分之一秒下订单的人对于提高这一社会功能有何帮助。
    那么又怎样看待霍尔先生呢？报道称，他的主要赚钱之道是比其他投资者更聪明，而不是指引资源流向需要它们的地方。同样，很难看出他所做的有什么社会价值。
    还有一个好例子说明这些活动实际上是有害的。高频率交易可能会降低股市的功能，因为它对没有高速电脑的投资者来说是一种负担。也就是说，高盛花在这些电脑上的钱对国家的财富产生了负面影响。正如斯坦福大学经济学家肯尼思·阿罗1973年所说的，基于私人信息的投机活动造成“双重社会损失”：耗尽资源，破坏市场。
    现在，你可能会以为具有破坏性的投机是个不大的问题——30年前这样想可能是对的。但是自那以后，大规模金融活动（证券和商品交易）已成为美国经济更重要的一部分，它占GDP的比例提高至原来的6倍。这个行业的人员收入飞涨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收入不平等。
    我们应该做些什么？众议院不久前通过一项法案，对许多金融机构的薪酬发放加以限制。此举是向正确的方向迈出一步。但是，还应该对这些机构的金融规则进行更广泛的监管——我认为，还应该对巨额收入提高税率。
    可惜，众议院的举措遭到奥巴马政府的反对。政府似乎还秉持着这样一条原则：于华尔街有利，就是对美国有利。
    总体而言，无论是政府，还是整个政治制度，都没有做好准备去面对这样一个事实：我们的社会已经改变，大把大把的钱都到了做坏事的人手里，那些让我们变穷的人得到巨额的奖励。
兰晓萌编译自《纽约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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