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纪鹏：实战型的法经济学家
华夏时报（www.chinatimes.net.cn）记者 任孟山 北京报道
编者按
被誉为“企业股改第一人”的经济学家刘纪鹏，近期由中国经济出版社连续推出了“刘纪鹏改革论著三部曲”的前两部，分别是《大道无形——公司法人制度探索》和《路径选择——中国资本市场发展之路》，第三部《大船掉头——中国电力改革反思》也将很快推出。由于刘纪鹏教授在业界与学界具有广泛影响，因此他的著作受到了各方面的热烈关注。为此，本报记者对他进行了专访。
三本书与三个十年
《华夏时报》：刘教授，您的这套改革论著三部曲，先是讲公司法人制度，再是讲资本市场发展，然后是中国电力改革，这样的顺序您是如何考虑的？
刘纪鹏：我是一个完整经历中国改革三十年的一个学者。在1979年上大学之前，我当过兵、当过工人，对改革以前的中国社会有着感性而深刻的认识。读大学的时候，我的专业是企业管理，所以企业改革是我关注的兴趣，也是我参与企业改革的起步专业，我的学士论文做的就是《公司产权与组织问题》。然后，在中国社科院读研究生，师从著名企业改革专家蒋一苇先生。我还研究大公司问题，硕士论文也是做的《论公司改革》。所以，如果经济学和经济学家有宏观与微观之分的话，那我实际上从最早研究微观方面的《公司产权制度与组织》开始。到了20世纪90年代初，中国找到了企业改革一定要和公司股份制相结合的道路。通过资本市场实现公司产权的清晰化和流动性，而在产权的清晰化当中，公司产权的人格化和独有性是两个核心环节，再加上在清晰化的基础上实现产权的份额化和流动性。所以，我就进入了资本市场的研究，从1989年开始，我开始参与中国的证券市场包括深沪交易所，北京的法人股市场，以及多层次的资本市场体系，如创业板、三板、柜台交易、产权中心等。如果按时间划段的话，我在（20世纪）80年代，整个研究的是公司法人制度，1986年我就在《经济研究》上提出了《论企业所有制和企业法人所有权》。90年代，整整十年，我研究的都是资本市场，不论是从研究设计中国的股权分置、定向募集的股份公司、推进中国的法人股市场，还是解决股权分置以及股市的文化问题、政策问题。我从事研究的第三个阶段，大概在1999年至今，严格地说，是从2000年开始，我开始研究中国大型的垄断行业，电力就是国民经济的第一基础产业，它既是基础产业也是垄断行业，既涉及到市场经济的改革问题，也关系到在体制过渡当中如何把关系国计民生的基础产业能够平滑地、稳固地推进改革的问题，这也是国际上的一个难题。所以，我就开始研究了电力改革，电力改革是中国改革的一个缩影，它集中新旧两种体制，也集中了垄断与竞争的关系，也集中了经济和政治两个领域当中的问题，还涉及到像电力部这样的政府部门和企业的关系，这种多跨度的改革，也使我的研究领域从简单的企业层面进入到了政府层面，在研究电力改革当中涉及到了政府体制的改革问题。
也就是说，我参加中国改革三十年，大跨度基本上十年一个领域，第一个十年，企业改革从承包、租赁到资产经营，最后推进到了法人所有权和股份制，所以，我的第一本书是讲从企业改革出发的法人所有权问题、法人制度问题。法人是什么？它是法经济学科领域上的哥德巴赫猜想，是经济学和法经济学交叉的一颗明珠。而法人又和宗教有关系，所以我的（改革论著三部曲中的）第一本书命名为《大道无形》，是道教的一个语言。这本书也是我以后将要写的《法人资本论》的一个铺垫。第二个十年，是资本市场发展的十年，也是个敏感问题，既包括运行机制问题，也包括上市公司的问题。股份制包括三要素，即公司、股票、股票市场，通过它既可以连接中国市场经济体制的深化，实现资本对资源的配置，又可以把中国的企业产权制度改革进一步深化，按照现代公众公司的理念，最终实现一种全新的公有法人所有制形式。所以，这里面的改革充满了我们实事求是的国情派和照搬照抄的海外规范派之间的纷争，因此，把我的第二本书命名为《路径选择》，而第三本书讲的是电力这样一个国民经济第一基础产业的改革，这也是中国改革的缩影，所以把它叫做《大船掉头》。所以，改革论著三部曲，贯穿了我参与改革三十年的经历和道路。
《华夏时报》：也就是说，您基本上十年研究一个领域，这三本书是您从事改革三十年的体现。
刘纪鹏：对，可以这样讲。但是，这不是说到了（20世纪）90年代我就不研究企业改革了，实际上直到今天，我们的企业改革又推进到了新的改革高度，也就是新国资体制的改革，它还在深化，在向我研究的法人所有权和法人资本理论逐步靠近。而资本市场在进入2000年之后，我们仍然要解决股权分置改革，也仍然是我研究的一个领域。但是，在这期间，电力改革以及由此而发的政府监管体制改革和政府管理体制改革也纳入了我的参加改革的视野。
法人理论是
法经济学的哥德巴赫猜想
《华夏时报》：从已经出版的《大道无形》这本书来看，其中论述了公司法人制度，那么，您认为中国的公司法人制度探索，现在到达了一个什么样的程度？
刘纪鹏：还没有到达一个较为成熟的程度。我记得十四届三中全会，我们提出了法人财产权，在当时是存在很大争议的。提出这个观点并贡献比较大的是孙树义和陈清泰同志，我之所以现在在抓紧研究这个问题，和树义同志是分不开的，他在90年代曾任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主管当时中国的工业改革、是靠近中央高层最重要的同志。他曾给我讲了一个关于法人财产权改革的故事，十四届三中全会前他和陈清泰向江泽民同志汇报，江泽民同志就法人所有权提了一个问题，你们说要建立法人的所有权，对国有企业来说，财产权如果是法人的，那还是国家的吗？你们不是说财产关系具有独有性是你的就不能是他的吗？
对于这个问题，他们并没有回答上来。后来树义同志希望我能抓紧研究这个问题，回答总书记的这个提问。这是我从事法人理论研究经历中的一段插曲。但是直到今天，关于法人所有权理论不仅中国而且世界都没有解决。因为，法人所有权将剥夺私有制。我们所看到的只是股民，买了股票，等于把所有权让渡给了法人，实际上手里只是拿了一张纸，他们履行不了主人的责任，如果他们不赞成这个企业，他们只能用脚去投票，即把股票卖掉，而这对法人毫发无损。法人又是谁的呢？所以，这道难题直到今天都没有解决。法人理论是法经济学的哥德巴赫猜想。1+1这颗明珠直到今天都没有人摘取，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我才提出了“大道无形”，也正因为没有解决，才对学者充满了诱惑力。因此，我的毕生精力恐怕都要献给法人所有权和法人资本理论，它探讨的是能给人类带来福祉的宝库。论证了它，人类大同的趋势才可能形成，到那时用社会主义或资本主义来概括人类社会经济的基本特征都显得不够了。目前，我正在奋力去摘取这颗明珠。
《华夏时报》：中国的公司法人制度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公司法人制度最重要的差别在哪里？
刘纪鹏：中国和西方的法人资本制度的差别实际不存在。在未来，法人资本理论是同一的，就跟人类共融于市场经济体制一样。人类社会共同的第二个特征，将是法人所有制，任何政府独资和私人独资，都将让位于公司法人，而公司一定要具有法人所有权的基本特征。西方国家是从私人独资向法人所有权和法人所有制过渡，我们将是从政府独资形态向股份制、公司制基础上的法人所有权以及由此形成的法人所有制迈进。最终，这个理论将适用于当今人类社会的各种形态，人类的大同才可能实现。
《华夏时报》：有人说您是“一位实战型而非学院派的经济学家”，在您的实战生涯，大概帮助多少家公司进行改革？最成功的例子是什么？
刘纪鹏：245家左右。成功的例子有很多，比如像海尔集团、海航集团、万向钱潮集团，还有李宁集团、玉柴集团等等。
无门槛创业板至少要20年以后
《华夏时报》：我看到您以“路径选择”作为《中国资本市场发展之路》这本书的主标题，您认为中国资本市场迄今为止的路径选择是正确的吗？其中还存在哪些问题？
刘纪鹏：由于资本市场在中国是个新生事物，19年的历史和国外200年、300年的历史相比，很短暂。所以我们在发展中总是觉得应该去学习它们和借鉴它们，但实际上在这个问题上，由于涉及到所有制和社会资产的重新分配形态，股份制它不仅是个经济问题，也是政治问题和社会问题，所以，我们只能批判地借鉴西方，因为中国的国情不一样，但是直到今天我们还是没有走出照抄照搬的误区。像小平同志那样“摸着石头过河”、尊重国情，来走中国自己的资本市场发展之路，这个问题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比如说上海还在搞一种不成熟的权证，比如像紫金矿业还在搞一毛钱一股的股票，包括我们在搞市场化的过程中不顾国情，像当年的用友现象，现在的桂林三金这种发行市盈率过高，一个模式就造就了一个30亿富翁。像这些情况，如果从西方市场发展的角度上讲，它没有错，但是对于中国来讲，它不合国情。
接下来，我们在对以资本市场为代表的证券金融的发展上，比如像银行改制，我们盲目地让国外的投行垄断了话语权，所以，我们在银行改制这个问题上，无论是从技术角度上，还是在战略发展模式上，都存在被忽悠的问题，像建行1.15元就卖给美国银行、1.18元就卖给淡马锡银行，期望他们能起到战略投资人的作用，但事实上他们现在都卖掉了。这里面既存在着贱卖，也存在我们在金融工作上的误区。
现代金融本身是具有公司性和国家性的，它是现代市场经济当中的制空权。那么，在这个发展当中，国家的利益怎么体现？怎么培养自己又红又专的金融人才？而不是让华尔街培养的那些人来统治我们的大的投行和证券公司，这是一个必须要认真对待的问题。所以，在我的看法当中，现代金融就是以资本市场为基石的证券金融时代。在这个时代里面，各种创新的理论都需要结合中国国情和借鉴国际规范，我们要培养自己又红又专的金融人才。金融问题是国家的大问题，所以对于金融我们一定要看到它的公司性和国家性，这就是我在《路径选择》一书中写的《论现代金融的公司性和金融性》一文所提到的。
《华夏时报》：您在《路径选择》一书中谈到了创业板问题，现在证监会开始受理创业板上市申请了，您认为这对中国的资本市场发展将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刘纪鹏：中国建立多层次的资本市场体系，在创业板这里第一次真正体现出来了。创业板是中国结合国情和借鉴西方规范的一个典型产物，是中国渐变改革、逐步迈向理想目标的一个缩影。中国的创业板是分步实现的。必须看到创业板是资本市场体系当中的“研究生院”，而不是高中，把创业板当做低层次市场这个误区要走出来。创业板都是各国主板市场发展了百年以上、香港也是主板市场发展了80年以上的产物，它是一个高风险、高收益、由投资者自行判断的市场，它是在机构投资人比例较高、监管手段比较成熟的背景下才产生的。可是，我们刚刚搞了十年的中国资本市场，2000年的时候就要搞港英模式的创业板，那种无门槛的创业板会给我们带来很大的风险，是不适合中国国情的。所以，中国的创业板，第一步是在一个提出了创业板但是无法颠覆的背景下换了一个概念：与其搞一个无门槛的创业板，不如搞一个门槛并不低的中小板。在中小板搞了5年之后，即从2004年到现在，我们现在又迈出了创业板的第二步，就是今天叫创业板的“成长板”。创业板的英文叫“GEM市场”（Growth Enterprise Market）。这个“成长板”还是有门槛，就是我们说的一年盈利或两年盈利等。一个企业从组建到盈利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阶段，过了盈利期，我们将屏蔽掉80%以上的风险。所以，这个模式已经不是港英模式，还是有门槛、要盈利，就是说创业板的风险不能由股民来担，无门槛的创业板仍然不适合今天的国情。就好比大学录取线，600分以上的好学生有的是，我们为什么要搞无门槛的创业板呢？所以，当时的照搬照抄就被抵制住了。
未来的第三步，才可能搞低门槛或无门槛的创业板。也就是说，等600分以上的生源没有了，我们再逐步降低标准，到那时候我们的投资人也逐渐成熟了，他们可以判断无门槛创业板企业的风险。
那么，这种低门槛或无门槛的创业板什么时候才可能推出呢？我想至少20年。
在这一问题上我们巧妙地借鉴了创业板的概念，然后把它分为三步走，这是中国资本市场上一个成功运用中国改革方法论的例证。所以，今天我们虽然叫它“创业板”，但实际上创业板上市的企业，都具有良好的盈利功能。因此，对于投资人来说风险会比较小。从资源配置来说，我们把钱给他们，他们能够更好地做大做强，能够趋利避害。这个被称为创业板的“成长板”，从战略利益来说，是中国建立多层次资本市场的第一步；从经济利益来说，把200亿元的资金给100个创业板的企业，其效果要远远高于把400亿元资金给上交所的一个大盘股。
中国下一轮扩大内需的成功，在于民间资金的启动，而民间资金的启动有赖于中小企业的发展。此时，叫创业板的“成长板”出航，我是对它寄予厚望的。
《华夏时报》：您认为这三本书涵盖了到现在为止您对改革方面的最重要认识吗？
刘纪鹏：没有。这里面也很有意思，因为我呆在大学里需要出书，这就逼着我不得不把我30年来积累的东西总结出来。这三本书只是其中的一部分。我的第四本书是弥补中国资本市场的一本教材，到现在为止，我们没有一本《资本市场学》，在教学当中我遇到了很大困难。证监会也在办资本市场学院，也缺乏教材。所以我的第四本书就准备写这个，而《资本市场学》在国际上也没有。因为，对资本市场怎么看，它到底是经济行为还是心理行为甚至是金融行为，现在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国际上的经济学也很少涉及股市，所以，对股市怎么认识，我要写出第一本《资本市场学》来。
另外，我现在写作日程上的第五本书，就叫《摸着石头过河》。中国改革成功在哪儿？怎么成功的？从认识论和方法论上对这个问题进行全面而独特论述。里面将会涉及企业改革、资本市场、电力改革等诸多问题，然后抽象出中国改革成功之路。所以，我把它与邓小平的最重要的两个理论，即“摸论”和“猫论”巧妙地结合在一起。在我的计划当中，明年这本书可能就要出版。
《法人资本论》这本书，我的第六本书，可能要排在2011年才能集中精力写这本书，明年的精力要放在《摸着石头过河》。而《法人资本论》可能需要3年的时间。这就是我的人生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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