止庵：我的小说与时代若即若离
华夏时报（www.chinatimes.net.cn）记者 于娜 北京报道
周作人传记作家止庵日前出版了他的首部小说集《喜剧作家》，收录了他写于1985到1987年间的5篇小说：《姐儿俩》、《走向》、《墨西哥城之夜》、《喜剧作家》和《世上的盐》。
20世纪80年代在止庵看来，没那么好，也没那么坏。这个年代处于两个大时代的过渡期，止庵小说关注的是，受上一个时代束缚的人，和代表新的时代趋势的人，他们之间发生的冲突和故事。
小说是个局，但我们需要它
《华夏时报》：最早是什么时候开始写小说，后来差不多30多年都没有再写？
止庵：最早写小说是在1973年，我还是一个中学生，写了两个长篇小说，加起来有80万字，但那只是一个中学生的习作，在30年前被我全部烧了，它对我唯一的意义就是练练笔。
80年代，我先后做过医生、记者，其间写了十几篇小说，除了《走向》外，当时都在文学杂志上发表过，也就是变成铅字了，却没有什么反响，我有点失望；自己用心做的事情，精心修改的小说，结果发表时都被删改了，我也不太习惯。同时，在我开始读了很多随笔之后，对小说的形式有点质疑，周作人在一篇文章中引用与废名的通信内容，觉得小说像布一个局，让你像呆鸟似的往里钻，周作人也说不喜欢“好莱坞式”的小说，编得很周密，牵着读者的鼻子走。1987年，小说《姐儿俩》发表后，我就不再写小说了。这些小说手稿就一直寄放在朋友家的地下室里，成为过去的事了。一直到母亲替我编“三十年集”时提起：你不是写过不少小说吗？我才去朋友家找到这些手稿，发现纸都已经泛黄了。
《华夏时报》：现在为什么又选择出版小说集？
止庵：虽然30年没写小说了，但一直在读小说，文学作品占到我的阅读书目一半以上，对小说的看法也越来越成熟。我当时在写小说时努力避免一个局，小说《姐儿俩》讲的其实是一件事情要发生，就无法阻拦，就必然是那个结尾。
我现在出版的小说集，取舍的标准就是看隔了30年后，这些小说是否还活着，还有没有生命，不光是小说，所有的文学作品，时间会淘汰一些东西。怎么判断小说是否活着，跟当时的时代太接近，太反映现实的东西，现在只能当一个社会资料来看，但是谁会把小说当社会资料，为什么不去看当年的报纸呢？所以我把离当时时代远的作品保留了下来。
“我与我的世纪失之交臂”
《华夏时报》：很多人觉得上世纪80年代是一个黄金年代，尤其是对文学而言，你对80年代怎么看？
止庵：我觉得那个年代没那么好，也没那么坏，它是两个大的时代之间的过渡时期。我们可以把六七十年代看成是一个大年代，90年代以后看成是一个大年代，80年代介乎它们之间，前面年代的印记还没有完全消退。《姐儿俩》中写的就是过去的年代对80年代的影响，姐姐身上体现的就是过去那个年代的痕迹，妹妹身上体现的是往下一个年代变化的趋势，所以她们之间才会有冲突，有前一个时代的束缚、限制。
80年代，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种可能性，没有共同的价值判断，而现在的人基本上都是一个方向，买房全买房，跳槽全跳槽，发财全发财，那个年代不是，还有好多人很清高，所以才有那个年代的故事。《姐儿俩》中的妹妹一夜未归，姐姐受不了了，觉得出事了，而现在一个女孩在男朋友家住一晚，并不算是什么事；《墨西哥城之夜》中一对夫妇离婚了，还住在一个房子里，现在也不多见，那时几乎没有买房子、租房子，换工作，出租车刚刚有，在这样一个年代里的故事是现在这个年代所没有的。
《华夏时报》：在这本小说集中，谁是你最偏爱的人物？
止庵：《姐儿俩》和《墨西哥城之夜》是偏现实主义的，《喜剧作家》是很现代派的，这些小说人物的概念都不太一样，如果一定要问我最偏爱的人物，就是《姐儿俩》中的“我”。当年我把这篇小说寄给父亲看，他说这个“我”没有意义，人物在故事中不起作用。因为“我”跟姐妹俩都是若即若离的关系，姐姐托“我”去想办法挽留想要出国的妹妹，但是“我”是不上心也好，冷漠也好，根本没有管这件事。
当时我写这个人物时觉得挺有意思，在这个故事中他起的是消解的作用，我能理解父亲的批评，他希望“我”是能对情节促进的因素，当时我觉得这个人物既是故事的叙述者，又是情节的参与者，但是他什么作用都没起，他只是看着这一切发生，他好像面对着一个历史的趋势，不愿意去过多介入、干预。
写小说就是做实验
《华夏时报》： 这次出版的5篇小说每一篇都是不同的写法，《喜剧作家》更是实验性的？
止庵：《喜剧作家》本来是一个通俗故事，受《呼啸山庄》影响，小说里两个家庭的每一个人都是“有用”的，但我当时年轻任性，并没按通俗小说来写。我读了不少剧本，也看了一些戏剧，正好主人公也是一个剧作家，我想写一个对戏剧形式戏仿的小说，这部小说实际上就是一出戏，舞台是一个或多个人物的心灵，文中的很多省略号，都是一个人的内心独白，在内心这个舞台上的台词，描述性的文字相当于舞台上的提示，婚礼那一章则是这部戏的高潮，好比舞台上同时有很多光区，有多个人物的内心独白。不过问题是人们可能不理解这种写法。
这里我特别留意语言，每个人物思绪的速度都不一样，剧作家思绪比较慢，缓慢而形象，他儿子比他要快，最快的是那个女大学生，每个人的思维方式都不同，这是一个实验品，写小说就是做实验，尝试不同的写法。我写《世上的盐》时，把情节淡化，《墨西哥城之夜》是尽可能客观冷静描写，主人公内心活动都是暗示出来的，《走向》则是非常主观的内心情感，《姐儿俩》是第一人称叙述的故事。
《华夏时报》：小说创作对你后来写传记、随笔产生了什么影响？
止庵：影响主要是在语言上，小说的文字可以写得华丽，随笔的文字则要尽量朴素，能不用形容词就不用，小说是虚构的，但非虚构的作品必须是真实的，虚构是一种能力，非虚构是一种训练，所训练的就是不要滥用你的虚构“能力”，有的作者写非虚构作品时，写着写着就开始编起来了，这属于训练不够，长时间训练让你字字都有来历，不能编。非虚构写得不伦不类，其实是有种东西没释放出来，借此来满足一下文学梦。好多人看我写的《惜别》、《周作人传》，觉得文字质朴无华，我出小说也是说明自己原本有这个语言能力。虚构和非虚构是两码事，两条路，不是递进关系，我努力地把不同的事，干得不同。
查看更多华夏时报文章，参与华夏时报微信互动（微信搜索「华夏时报」或「chinatime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