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联手救市反思新自由主义及其全球化
本报评论员 任孟山
10月8日，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欧洲央行、英国英格兰银行以及加拿大、瑞士和瑞典等国的央行均宣布将基准利率降低0.5个百分点，在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内这是史无前例的紧急协同减息，目的是为了缓解金融危机对经济的影响和恢复市场信心。这项举措与9月20日的情境形成了反差：当日美国政府向国会提交了总额达7000亿美元的金融救援计划后，同时也向日本、德国、英国等国政府施压，要求他们加入“救市联盟”。但这些国家只是对美国的计划表示赞赏，却无人打算跟进采取类似措施。现在看来，不管是否情愿，已经有人跟进了。截至10月10日，又有韩国、以色列、阿联酋、澳洲央行等采取降息措施。
同样是在10月8日中国人民银行决定：10月15日起下调存款类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0.5个百分点；10月9日起下调一年期人民币存贷款基准利率各0.27个百分点，其他期限档次存贷款基准利率作相应调整。不管在此之前是否存在协商，中国央行的做法无疑是对西方六大央行降息的回应，甚至有人认为这是金融海啸逼使中国货币政策提前全球化。就像中国当下的股市反映的并不全是我国的经济现实与可能前景，而是对金融海啸波及深度与广度的后续之忧。
毋庸置疑的是，采取措施的这些国家都是为了自身的利益，其他国家虽然或多或少地都存在为美国买单的不情愿，但还是害怕事态继续扩大会使自身的危害更深。从经济已经全球化的现实来看，这是一种迫不得已的务实之举。不过，却需要由此反思新自由主义及其高歌猛进的全球化进程，尤其是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更需要在这次金融海啸中重新评估风险，以便在继续开放过程中更有效地规避风险。
新自由主义是依据新的历史条件对亚当·斯密的古典自由主义加以改造而来，更加强调市场化、自由化和私有化。体现在政治层面上的标志是1980年代撒切尔出任英国首相和里根出任美国总统，新自由主义成为美英两国的施政理念，并成为它们要求所有国家开放市场的基本逻辑。按照新自由主义理论，任何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必须放松政府对经济的干预、使国有企业私有化、消除贸易壁垒、解除外汇管制、最大限度地开放市场、让各项经济要素自由流动等。这些理念在1989年由曾担任世界银行的经济学家约翰威·廉姆森执笔的《华盛顿共识》中都有体现。
也正是这些理念的扩散，虽然对于全球化滥觞之时有学者将其上溯到1492年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但推进速度之快和让普通百姓也能切身体会到全球化的时间，却是在上世纪冷战结束之后，因为冷战结束意味着摘除了笼罩在全球化之上的意识形态对峙阴霾，意味着为全球化在地理空间上的扩张基本扫清了障碍。时至今日，全球化尤其是经济全球化已经没有人会加以否认，就像有学者指出的，它已经成了最时髦、最流行、最强大的全球意识形态。
但是这次金融海啸，提醒人们必须更深刻地认识全球化的风险，不是说因此放弃开放而因噎废食，而是需要提高防范意识，储备防范对策，正如德国社会学家乌尔利希·贝克早就警告人们要注意全球风险社会的存在，需要有足够的风险意识。从这次西方国家联手救市来看，“国家的复权”现象不仅在法国能够看到，而且在欧洲各国也能看到，甚至在新自由主义的大本营美国出现了实行国有化这种难以想象的动向，但不能就此断定新自由主义会退出历史舞台，都还不能证明委内瑞拉总统查韦斯的声称是千真万确的，即“这场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金融危机代表着新自由资本主义的破产”，而有可能是新自由主义发展的新阶段，有可能是新自由主义大规模修复并完善自身的一个契机。
从事情的另一面来讲，经济全球化走到今天基本上是新自由主义的结果，而我们现在还能够想象回到不进行经济全球化的历史阶段吗？不能。就像我们早就从世界体系理论中知晓世界经济体系的不平等性，就像我们早就从依附理论中知晓世界经济结构的剥削性，但是我们却必须融入西方国家主导的国际体系之中，正如温家宝总理9月23日在美国友好团体欢迎午宴上的演讲中所言“中国是国际体系的积极参与者和建设者，不是破坏者”。因此，面对历史造就的当下状况，我们所能做的是在全球救市首次共同应对全球化风险的时候，反思其背后深层次的政治理念与经济制度等因素，思考如何使中国的受损最小化和利益最大化，如何更迅速地渡过难关，如何在今后继续全球化的过程规避风险，如何更稳妥地推进我们的继续扩大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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