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义德的巴勒斯坦叙事
文/思 郁
萨义德著名的“中东三部曲”虽然闻名已久,但之前也只有《东方学》这本被公认为后殖民研究的奠基之作很早有了中译本。
《报道伊斯兰》的英文版1981年出版,萨义德在一次访问中谈到这本书的时候承认,这本书的读者不是阿拉伯人,而是写给西方读者看的,这是因为西方在巴勒斯坦的形成上已经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在那次访谈的介绍中,出版这本书也是大费周折,完全可以看做“东方主义”在美国社会的现实版演绎。他拿着书稿找到数家出版社被拒绝,有些出版社给出的理由颇为荒诞:比如有的建议他重新写一本;有的会说这本书历史性不够;还有一家出版社告诉他这本书不能出版因为其中没有写到石油!说的也是,如果没有石油,估计美国也没必要插手中东地区的以色列和巴勒斯坦问题,但关键问题是,一本关于巴勒斯坦问题的书籍的出版非要写到石油吗?
将近三十年后,我们终于看到《报道伊斯兰》的中文版,晚是晚了点,但晚也有晚的好处。因为在中译本中以附录的形式编译了萨义德在“9·11”之后发表的两篇文章,短小精悍,意味深长,也是不可多得的一窥萨义德思想的佳作。尤其那篇《复仇无法消灭恐怖主义》直指“9·11”之后在美国泛滥的爱国主义情绪。公众情绪的惊慌受损使之失去了理性的判断能力,要求发动对恐怖主义战争的呼吁越来越高,几乎听不到异类的声音。印象中,恐怖袭击发生后,难得看到对“9·11”事件抱有理性、清晰和公正的知识分子的声音,也仅仅有桑塔格、乔姆斯基和萨义德等寥寥数人,而且他们的批评文章根本无法在美国媒体上发表,桑塔格的文字最初发表在德国,萨义德的这篇文字刊登在了英国的《观察家周报》上。
萨义德在文中指出,恐怖行动本身不可讳言,几乎每一种奋斗前进的现代运动都会在某个阶段诉诸恐怖活动,从这意义上说,“9·11”事件与其他恐怖行动并无本质上的不同。但他提醒我们更应该警惕的是,“恐怖活动的邪恶在于,它会与抽象的宗教与政治理念以及过度简化的迷思挂钩,不顾历史脉络与理智,而这也正是世俗意识必须着力彰显之处,无论美国抑或中东都是如此。”也就是说,恐怖主义并不能代表中东地区伊斯兰教的全部,美国如果依靠此复仇理念发动对伊斯兰世界的战争的话,其实是另一种恐怖主义的形式:国家恐怖主义。
萨义德曾无数次提到他的人生是以1967年的中东战争为分界点:1967年之前他是美国著名大学的学者,打算以学术为业,在学院孜孜以求度过一生;1967年的中东战争激起了他的政治热忱,面对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对伊斯兰世界的偏见,他力图用他的笔和剑,去清楚地说明白一段有关丧失和剥夺的历史,自此以后,他一直是巴勒斯坦解放运动在美国的主要代言人,他的书写成为了一种独特的巴勒斯坦叙事。在他看来,以色列的建国是建立在对巴勒斯坦人的驱逐和屠杀之上。犹太人曾经在二战中遭受到的大屠杀赢得了全世界的同情,因此当他们在战后大迁移到中东地区,并在巴勒斯坦的土地上建立了自己的国家以色列的时候,西方世界因其对犹太人沉重的道德负疚感而宁愿选择对巴勒斯坦人遭受的屠杀和苦难视而不见。
这正是让萨义德感到愤怒和悲哀的地方,因为他们成为了“受害者的受害者”。萨义德在那本与《报道伊斯兰》同时出版的《文化与反抗》的访谈录提到这句话:“巴勒斯坦人的一个大不幸是其所受压迫来自一个罕有的敌人——一个本身也经历过长期和深重迫害的民族。”对于这样两个都是灾难深重的民族之间的战争,该如何做出选择?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无疑已经表明了立场,尤其是美国又有自己的利益驱使,一次次支持以色列。而萨义德这个在美国生活了大半辈子的人选择了另一边。当然,这种选择不仅仅是因为他是一个巴勒斯坦人,更主要的是出于一种知识分子的立场考量:在面对强权和弱势的时候,在一堵高墙和一只蛋之间,他只会选择站在蛋一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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