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生产力的三驾马车

    从中华文化模式与中国经济发展关系的角度观察分析，我提出生产力新三驾马车观点，希望有助于解释文化模式长期影响经济发展的现象。

    所谓中国生产力三驾马车，理应成为中国经济今后持续发展的不懈动力。

    第一驾马车是科技。小平同志说科技是第一生产力，这绝对是真理。所有的商业模式都是臣服于技术，未来将是智能机器的时代，科技是生产力，这是个颠扑不破的真理。

    第二驾马车是制度，是第二生产力。特别是经济制度，对生产力的发展是非常重要的，正在推动的经济体制改革、三中全会的红利、四中全会将打造的法治经济，都是继续延续中国经济的奇迹。

    文化则是第三驾马车。第一生产力科技的影响是短期的，科技短时间内就会发生很大的变化；制度的影响往往是终极的；而文化的特点是其长期的影响。谈到文化模式与经济发展，开篇之作是马克斯·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他认为伴随欧洲宗教改革运动出现的新教伦理及后者对现代资本主义起源的影响十分重大。新教的核心认为财富本身没有善恶之分，关键在于财富是如何获得和如何使用的。新教不允许消极无为、空耗时间，认为时间是无价之宝。

    本人的新书《中华文化模式——梅花与牡丹》提出梅花与牡丹反映了中国文化独特的双重性模式，梅花代表了自强不息、吃苦耐劳和坚毅勇敢的精神，牡丹精神代表创新包容、大气庄严和雍容富贵的特点。梅花与牡丹是一种张力的文化，对冲的文化。我们一方面很努力，但是努力容易僵化，容易在错误的方向上，于是我们还有一种对冲的模式，可以转换为牡丹模式，包容创新。

    梅花与牡丹具有双重性是有科学依据的。荷兰的霍夫斯塔德提出了文化维度的概念，对66个国家数万名的IBM员工的工作价值观进行了研究，发展出五个文化维度。

    第一个是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中国侧重集体主义，其根源在于治水，大禹是搞民生工程的，重视民生又有号召力，代表了人类发展的一个阶段。我们都是黄河灾民的后代，所以，我们集体主义高于个人主义。

    第二个是权利距离，人们对于社会或组织中权利分配不平等的接受程度。中国的容忍度是比较高的。

    第三个是不确定性回避，就是对事物不确定性的容忍程度。实证研究发现，我们风险规避性指数与美国人一样都很低，全球华人都比较敢于冒风险。这可以概括为我们的牡丹精神，即敢于冒险。

    第四，事业成功与生活质量。

    第五，长远导向和短期导向。长远导向和短期导向方面我国跟日本类似，我们储蓄率很高，有吃苦耐劳的特点。

    在全球范围内进行比较，第三项和第五项表现出中华文化的突出特点。第三项可以概括为牡丹精神，我们敢于冒险，敢于创业，有风险担当意识。第五项可以概括为梅花精神，我们能吃苦耐劳。

    从文化模式与劳动参与率的关系看，中国人应发扬梅花精神提高劳动参与率。

    劳动参与率下降，导致美国失业率下降，影响美联储货币政策。日本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劳动参与率也在不断地下降。而新加坡有一个仍需要进一步研究的参与率反转现象。中国人均劳动参与率已经从80多岁降到目前的70多岁。劳动参与率下降主要有两个原因，一个是生活水平提高伴随劳动减少，这是人类的共性。另一个是老龄化，计算参与率时把各个年龄阶段的人都包括在内。

    按目前的出生率和死亡率测算，中国总人口在2030年左右达到高峰14亿左右，随后开始下降，到本世纪结束时的人口约是10亿人。2015年是一个历史的元年，从那一刻起，中国经济活动人口将永远走下坡路，这将改变世界。新教的天职观认为人应完成个人在现世里所处的地位赋予他的责任和义务。有研究成果显示，新教居民的劳动参与率比例高，这就是文化产生的非常重要的影响，因此文化是第三生产力。

    克鲁格曼曾在研究东亚经济增长的文章中称中国乃至东亚国家的经济为汗水经济。跟新教类似，水患、人口多等自然因素加之文化因素的影响使我们要努力工作，我们不得不繁忙。一年四季，不同时节人民要根据环境、自然状况的变化完成相应的任务，所以，终生是劳作的。按照目前的情况测算，到2037年，超老龄社会将会来临，80岁以上的老人将超过1亿，而且这些人由于医疗的原因将更多地选择居住在一二线城市。我们现在要强调梅花精神，要强调奋斗、吃苦耐劳精神，我们要努力把劳动参与率提高一些，这个很重要。如果能把人均劳动参与率保持到65岁，将来就会多出5000万劳动力。

    从文化模式与创业参与率的关系上我们可以看出，中国人应该发扬牡丹精神提高创业参与率。

    研究发现，不确定性回避程度越高，创业参与率越低，美国愿意创业，所以，美国不断的有科技创新。我们的牡丹精神来源于对炎帝身尝百草、勇于创新文化精神的传承，作为中国人，我们有这样的文化基因，中国人人都是企业家。

    2003年以来，内资企业数增长也是非常快的。根据国家工商局统计，1997年民营企业数只有96万，到2006年接近400万，2008年接近700万，2010年接近1000万。根据国家工商局的统计，企业5-10年的存活率为33%，这是自然规律。中国的自雇佣率（个体工商户加上创业企业乘以2，然后除以15岁以上人口）在2014年已经超越了美国和日本的高峰。如果可以继续保持目前12的状态，将来至少有7000万个市场主体，会出现继陈东升提出的“92派”之后的第二次创业浪潮，本人称其为“14派”。2013年，新增内资企业数量已经达到100万，截至今年9月，数据显示规模已经暴涨到200万。个体工商户在今年9月份已经超越500万。按照目前统计的死亡率计算，200万个企业中会有18万个活到十年以上，至少会有1万个可以上市。

    第二次创业浪潮的原因到目前为止还不能清晰地解释，但很重要的一点是第三次婴儿潮，中国在1985年左右出现第三次婴儿潮，这部分人在2014年正好30岁了，有工作经验，会引发一个创业浪潮。另外一方面，十八届三中全会以后，简政放权，改革取得了初步成效，激发了市场活力。第二次创业浪潮对中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返古开新，有必要强调塔斯马尼亚岛的重要意义。塔斯马尼亚岛离澳大利亚大约200公里，原与澳大利亚连在一起，由于地震原因和澳大利亚分离了，分离时岛上大约有4000到5000个澳大利亚土著人，经济发展已经相当先进，即将迈入农业革命的门槛。但一万年之后，荷兰航海者迷路中发现塔斯马尼亚岛时，岛上却仍有四五千人，出现了文化的退化，当年的土著人发明的200多项技能全部灭失。

    总结经验教训，可让我们反省自身。中国历史上有华北平原造就的炎帝和黄帝两大部落，形成了梅花和牡丹精神，但喜马拉雅山北麓完全闭塞，西伯利亚是高寒地带难以通过，有较长但远离四大鱼群的海岸线。中华民族就是在一个类似塔斯马尼亚无鱼孤岛上生活了一万年，终于在改革开放以后走向全球。我们要警惕塔斯马尼亚岛效应产生，发扬梅花与牡丹兼备的中华精神，坚信我们将改变人类历史命运的力量。

（作者为中国新供给经济学50人论坛成员、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司副司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