避免“中等收入陷阱”的路径
摘要：如果中国能够在未来使得城市与农村的差距缩小，贫富差距缩小，资源合理分配，福利体系更公平，生态环境有大幅度的改善，企业经营环境放松，那么中国的GDP会有一个质的飞越。
华夏时报（www.chinatimes.net.cn）记者 胡金华 上海报道
6月10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中国科学院第十七次院士大会和中国工程院第十二次院士大会上作经济形势报告。他在两院提到中国所面临的困境和挑战，并且首次提出完全有能力和条件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这一魔咒。
近日，本报记者专访了上海社科院经济研究所所长左学金，在他看来，中国新的领导层所进行的反腐和经济改革就是在寻找避免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路径，但是留给中国的时间已然非常紧迫。
《华夏时报》：现在大家都在关注中国经济面临的重重矛盾，而对中等收入陷阱的话题探讨不多，在你看来，目前的经济状况与中等收入陷阱之间有什么内在联系？
左学金：中国经济增速放缓，从原来的每年10%降到8%以下，预计可能还会进一步放缓，不少经济学家都开始担心中国是不是会遇上中等收入陷阱。我想这样一个担心主要来自于两个方面，一个就是我们的人口变化，另外一个就是中国浅城市化或半城市化的问题。
在中国人口方面，其实可以看到，中国人现在的生育率低于1.5%，而且在近期可能会出现负增长，大概就在2020年左右；预期寿命则越来越长，未来人口老龄化的问题会非常突出，未来中国的人口结构会使得劳动力供应稀缺变得日益严重，而我们的社保、医疗等公共服务又做得不够，这是中国即将要面临的大问题。
其次，在中国的城市化或城镇化过程中，同样面临着浅城市化或半城市化的尴尬，中国城市里面有2.7亿农民工，虽然住在城市里面，被计为城市人口，但是他们在就业、社保、医疗方面都没有享受到和城市居民相同的权利，同时中国又有超过6000万农村孩子，变成了滞留在农村里面的留守儿童，还有600万所谓的农民工小孩住在城市里，但是没有注册。这两类人群，他们的教育、医疗、养老支出都存在严重缺失的情况。
《华夏时报》：你如何去评价这一年多来，已经发生显著变化的改革，这对于中国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有何助益？
左学金：其实大家都能看到，新一代中国领导人上台之后，就开始了远远高出民众预期的“打老虎”行动，对于腐败的治理可以说已经初见成效，但要持之以恒。因为反腐本身就是对于目前极端失衡的中国不同利益体的调整，现在民众和国际上其它国家对于中国的贫富分化有深刻体会，认为中国的基尼系数已经远远超过国际警戒线，这一点我们不去评价，但是中国不同群体之间利益非常不平衡是实情。有些国企，垄断了资源和资金，而数量庞大的民营中小企业，他们的生存发展就特别困难；同样，中国的财富越来越多集中在小部分人手中，多数城市和农村的居民并没有从过去十年的经济高速发展中获益，当收入在增长的时候，老百姓手中的钱却在缩水，很多人积其一生，可能都买不起城市中的一套房子，尽管现在房价在跌，但是对于绝大多数人而言，中国的房价还是贵得离谱。
腐败需要控制已经成为共识；另一方面，政府也已经开始一步一步去提高人民的收入分配，也就是中国的福利体制正在逐渐改变，和很多西方国家乃至东亚国家相比，我们都被落下很远。特别像养老金，贫困人群基本上没有养老金，而比较富裕的人养老金比较多。在过去几年中，中国政府也花了很大的力气，来提供公共养老金、医保服务，这些低收入家庭，特别是农村家庭能够从中受益。但是我觉得还可以做得更多，希望中国的财政能够让贫困人群受益，同样一百块钱，给一个穷人和给一个富人，意义是完全不一样的。
政府拥有更多的收入，才能给更广泛的人群提供服务，中国大部分的税收来自于企业的缴纳，而所得税只占总税收的5%到6%，这对一个政府来说是非常低的，所以我们也看到中国正在进行艰难的税制改革，这种改革牵涉到的利益太多，对于财政部门而言，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而对于国企，国家确实在不断提高它们利润的上缴比例，充实社保，这对于遏制腐败和改善民生具有双重效应。
在金融方面，我们有所谓的金融压抑，金融产业集中比例非常高，导致在很多省份当中一方面地方制造业产能过剩，而资金使用效率却非常低，这是在大企业方面。但是在中小企业方面，特别是农村的农户，他们非常难以获得财务（金融）部门给到他们的融资，特别是在制造方面。我们需要改善中小企业发展环境，因为中国政府对于微观经济的干预和直接的参与过多，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小企业在中国就很难生存、繁荣下去。
《华夏时报》：对于未来，你觉得未来会在哪些方面做更多的改革，使得中国真正能够规避中等收入陷阱？
左学金：如果中国能够在未来使得城市与农村的差距缩小，贫富差距缩小，资源合理分配，福利体系更公平，生态环境有大幅度的改善，企业经营环境放松，那么中国的GDP会有一个质的飞越。
首先，政府要减少对宏观经济的干预，中央政府现在已经有这样一个想法、目标。也反映在政府文件当中，所谓转变政府职能。但是这个事情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现在中央政府是比较关注行政方面的一些措施，比如说减少政府审批、行政审批。但是在未来一个基本的问题就是，有更多的制衡和平衡，来自于公众的制衡，对权力的制衡和平衡。也就是习主席提出的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
在十八届三中全会的报告中，我们有一个超过300个项目的改革计划，可能最近三到四年会比较关注经济改革，而且我们相信政府会一步一步去做，当公众获得了经济改革的红利之后，新一届领导层就会做的更多。
而未来一个更大的挑战还是来自于人口方面，未来政策会鼓励比较高的生育率，单独二胎政策是第一步，可能在未来生育方面就没有任何的控制。我觉得现在要鼓励夫妇生两个小孩或者生更多的小孩是非常难的，因为房价非常高，而且教育体系也很贵，父母对孩子的期望值又非常高，这是一个巨大的挑战。中国需要更加谨慎地解决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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