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市需改善政府考核与管理机制
华夏时报（www.chinatimes.net.cn）记者 宁国强
地方债不过是缓兵之计，中国迫切需要找到全新的经济增长方式。
虽然有人有异议，但廉租房或许是个不错的选择，更深层次的问题是，户籍制度的变革与流动人口的故事之悬疑，总需有个新的答案。
部分经济学家认为，可以通过城市化、市民化和通过放弃价格管制来弥平城乡差别与地区差异，是继续释放经济发展所带来的GDP增量的希望所在。如胡润所言，城市化一直是近年来中国创富历程的关键，至少他制作的排行榜清楚显示了这一看法。
“发展还是硬道理”，只有通过范围更广与层次更深的改革，才能让中国经济继续行驶在发展的高速路上。
更激进的观点认为，在改革开放与市场经济创造了一批“有产者”后，财产性收入也是中国发展的需要。在经济学家谢国忠看来，诸如对包括房屋等财产进行分配这样更为激进的措施也是具有合理性与有利于长治久安的。部分地产商表现出了担忧，但是目前问题在于，买不起房的人依旧买不起房，指望一成不变的牟取暴利，可能不太现实。
地方隐性债暂不足为惧
一些观点认为，卖地收入的减少是逼出“地方债”政策的主要原因。
援引国内知名媒体《财经网》2月12日的报道，中国政府2009年拟发行8000亿元赤字国债，为去年推出的“4万亿”经济刺激计划融资。其中，中央政府债6000亿元，地方政府债2000亿元。
据以上报道显示，目前国家选择了通过财政部“代发不代偿”的变通模式，进而规避了“因涉及权利与义务关系，地方政府需拥有相应民事主体资格”的法律要求，且做到无需修法。而法律通常说，“分公司是没权力发债的”。
综合更早些的相关报道显示，诸如宁夏和四川这样的内陆省区，成为对于地方债比较积极的地方政府。在地方政府财政紧张的背景下，诸如地方债这样新事物的出现，会不会成为一个新的热潮呢？
有关地方隐性债的担忧，使得市场有时也猜测中国地方上的财政状况，但是著名经济学家谢国忠认为，这些隐性债因为往往以企业债存在，因而不足为惧。在相关法律的约束下，地方隐性债暂时威胁不大。比起地方债，他目前更担忧2009年下半年或者稍晚的2010年上半年可能死灰复燃的通胀压力。事实上，他也是倡导中国应发展地方债的著名经济学家之一。
在这个看法上与谢国忠稍有不同的是，还有一种观点认为，货币流动速度的迅速下降，使得即使采取欧美那样激进的“强行注入流动性”救市方案，也不足以在短期内产生全球性恶性通胀的后果。更为忧心的则应是银行坏账的产生，相关观点认为这有可能让多年来付出巨大改革代价的银行改革的成果受到威胁。另外，很多人一直想知道国家“4万亿”计划，钱从哪里来？
如今有关的答案终于逐渐显露出来，发债成为“4万亿”计划的重要内容。
但以上经济学家都认为，中国目前的国债发行总量距离理论临界点仍有一定距离，因此尚能继续发债。但如果地方政府发债一旦蜂拥而上时，中国的中央银行又如何通过货币政策有效地控制流动性呢？
数据下的信用隐忧
根据中国财政部“2008年上半年国债管理报告”公布的数据，中国各类国债余额总额为52385.86亿元。其中截至2008年6月末，我国主权外债余额为606.79亿元，占全部国债余额的1.16%；储蓄国债余额为7088.97亿元，占13.53%；记账式国债余额为44690.10亿元，其中包括26487.82亿元普通国债和18202.28亿元特别国债。
这个数据仅仅是财政部掌握的国债数据，有一位分析师建议记者至少还应参考央行与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按照财政部的数据，中国国债目前尚未达到临界点，仍有相当的发债能力。他认为从国债负担率（国债余额／当年GDP）数据看，中国这一指标距离欧洲货币联盟《马斯特里赫特条约》规定60%的比率相比，仍有一定距离。而参考西方发达国家规定的不超过45%，结合中国GDP相关数据，大致可以计算出中国国债发行存量的边界数据。
而从国债借债率（国债发行额／当年GDP）数据来看，距离5%的边际也尚有一定余量。换言之，若预计2008年全年GDP增速为10%的话，则2009年中国的国债发行总量在5%的临界数据点时，约为1.35万亿。这一数据却恰好接近早先市场传闻的“2009年全年国债发行总量约1.2万亿”相关数据。
有一些机构的内部研究认为，虽然目前中国的信用尚能支持国债发行计划，但是如果以保守的眼光结合早先的地方隐性债务，可能还是会存在较大的信用压力。而且，在这样的庞大经济刺激计划之下，债务最终会转化为投资进入市场，进而流动性问题又有可能出现。比如2009年年初的国内A股市场的意外上扬，就令不少机构措手不及。
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有学者认为，中国经济未来可能的走势是“U”型反转。而谢国忠则认为很可能是“L”型。相关学者认为，制度存在的问题使得中国经济在底部徘徊更久时刻，在这一底部区域，中国经济应该进行更深化的改革。应该大力发展服务业，如金融服务业等，但这一切都需要放松多年来严苛的制度管制。
经济困局中的生机闪现
如果站在山顶，就会发现不论南坡还是北坡都是山坡。经济增速放缓和失业情况威胁着许多国家的经济安全。但是在经济周期面临低谷的面前，谁又能最大程度独善其身呢？
摩根士丹利的中国经济学家王庆认为，这时最好不要和自己过去比较，而应和其他国家比较。王庆认为中国的希望是最大的。在北大的校园中，王庆解释了他们所预测的5.5%的经济增长率是多么的了不起，这意味着中国的经济增长将贡献全球经济增长中的很大一部分。但早已习惯于10%GDP增长率的国人能与王庆一样信心满怀吗？
地方债就要来了，困扰中国许久的流动性问题却还没离开，在刚刚过去的2008年，人们还在大谈“保七争十”，即在10%的经济增长率下，努力将CPI控制在7%左右。但是如今，CPI却如撒了气的皮球，一下子变成通缩压力。在北京等很多地方，包括房价在内的很多商品的物价却忽高忽低，国际金价也一个劲暴涨，只是在统计数据上的总量表示为一定程度的通缩压力。
中国宏观经济学会会长王建，虽然一直在努力为中国寻找着这轮经济危机中可能存在的机遇，但是他表示，目前还没有看到美国新的经济增长模式，因此全球范围的经济复苏尚未看到希望。同样表示了比较悲观的，还有著名经济学家谢百三。
虽然美国经济增长的新模式尚未被找到，但是中国经济新的增长点却若隐若现。首先向记者提供这方面资料的是渣打银行经济学家王志浩。他在一份发给记者的电邮中做了详细的解释。比如中国作为一个庞大的国家，广大的中西部地区在中国经济总量中所占比例不过41%，数据显示经济危机对于中国内地的冲击远远小于对于沿海地区的冲击。
目前，资本、实业与人口的转移，使得中西部地区有了新的机遇。
就这一区域经济状况发展差异的问题，记者请教了天则经济研究所的张曙光教授。张曙光将这种东部与中西部经济发展的差异理解为制度的制约和价格管制机制的限制。通常情况下，在经济不发达地区，总物价处于低水平似乎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但是如果经济发展率能够保证，那么恢复可承受范围之内的通胀压力，就可能让GDP数据统计看起来比较好看。
在中国，不仅仅是东部与中西部存在差异，而且城乡亦存在差异。如果放弃价格管制的做法，资源全面重获市场经济调节，需求得以通过价格涨跌展现，那么GDP数据有可能还有一定的增量。但是这样的做法是中国经济发展需要的吗？
很多经济学家认为，放开价格管制是应该的，2009年通缩的压力是比较大的。于是，近来许多经济学家认为，应该努力让更多的人口加入到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之中。如果能够安居乐业，因为经济危机、产能过剩等很多问题出现的农民工失业潮，也会随之有相当程度的缓解。但安居乐业的号召之下，无法规避的是户籍制度改革。
支持以上部分观点变革的，至少还包括俞可平教授，在俞教授看来，在诸多的制度限制中，目前的户籍制度是制约中国发展的一个大问题，但是如何变革，却还没有足够稳妥的方案。一个简单的“取消户籍”，并不能解决可能出现的和已经存在的全部难题。而参照公司标准化管理的经验，对地方政府的现代化政府考核与管理机制的探索，亦在俞可平教授的视野之中。面对此轮经济危机，俞可平对于中国的经济与体制改革的前景表示比较乐观。
另一种发展思路
救急不救穷，中国迫切需要找到全新的经济增长方式。
一般的媒体报道，将可能存在争议的“地方债”顺利通过的原因归结为地方政府财政失去卖地收入后的不得已而为之。但是既然目前地方政府需要信贷支持，那么以后就不需要了吗？还是从一开始就打算以新债还旧债？
据目前了解的情况，第一批总额两千元亿的地方债一旦分配到各个地方政府头上，与往年动辄上万亿的卖地收入相比，却又显得杯水车薪。“拯救”地方财政也好，振兴房地产业进而拉动多个行业增长也罢，许多人的购买力与实际房价高企之间的缺口是存在的。
现野村证券经济学家孙明春一直主张在房价保持平稳的情况下，通过居民收入增长，来缩小这一缺口的宽度。但目前保就业却已经成为政府工作的重点，居民收入增长的幅度还能那么乐观吗？
面对纷繁的矛盾，最激进的声音来自谢国忠，他认为中国的经济问题在于分配而非利率。因此他主张房屋分配可以通过赠送的方式。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制造中产阶层和有产者。当记者与他交流这一看法时，谢国忠认为，从长远看，如果政府能够提供房屋给市民，将极大地有利于社会的稳定。但是可以证实的是，谢国忠对于自己的这一想法，亦曾表示过对“计划经济基因”的某种担忧。
于是如果政府暂无力为居民提供免费有产权的房屋，那么廉租房就成为现实的选择。张曙光教授认为，除了“廉租房”之外，目前所有的有关地产的救市措施可能都是错误的。政府的“托市”措施并不能改变居民收入偏低与高昂房价之间的矛盾。对于最为迫切需要新房居住的新婚年轻人和进城务工人员，“房奴”的命运严重不利于这一最有活力阶层消费能力的释放。
而廉租房却能够保证政府亦可通过提供服务而赚取租金等收入的机会，也提供给房地产商更多的工作机会。当记者向万科的董秘肖莉求教该公司去年遭到同行非议的一系列做法是否是在“降价促销”以销定产时，她没有表态。
但是对于廉租房的最强烈反对声，源自著名房地产商任志强。任志强曾在会议上唇枪舌剑地列举数据，与谢国忠面对面地交换对于以上问题的看法。任志强严重质疑现有分配机制或不能保证这类公益性住房可以合理而公正地分配。同时供给量的突然意外增加，自然亦有威胁现有普遍房价远超消费者购买能力现状的隐忧。
不过另外一方面，有关廉租房的房型和标准却一直比较宽松。张曙光教授亦回避了对这一问题的看法。正如任志强所担忧的那样，廉租房如果和主力房源之间差别不大，那么自然会极大冲击现有的市场交易情况。同时，另一种质疑在于，如果廉租房产权在政府，那么政府为何不能针对不同收入水平的住户酌情收取租金？
于是在廉租房的旗帜下，如何平衡效率与公益尚值得更深层次的探讨。如果廉租房的标准与商品房之间的细化标准不够泾渭分明，那么其对于部分作为低端商品房供应者开发商的生存就是一个巨大的挑战，而这部分地产商往往又是地方政府房地关系中的关系最密切者。
中央试图调控之时，真正感受到“紧”的多为全国性、大型、上市和著名的房地产公司，因此出声最多的是任志强等人。那些地域性很强且与地方政府关系密切的所谓“地头蛇”则有的是办法继续红红火火地开工建设。因此在国家统计局的数据看来，房价调控的效果并不足够明显，很多小公司反而获得了一定的发展机遇。而全国的闲置商品房总面积也就仍高居不下，消化库存也就变得难上加难。
在这样的背景下，试图重构地方政府与房地产开发商之间的关系就可能直面比较大的风险。虽然很多拯救房市的方针被理解为搭救银行与地方政府可能恶化的财政状况，但是，买得起房的从来都买得起，买不起房的人还是买不起房。在经济危机的背景下，通过居民收入增加而弥平高房价缺口的措施，就显得遥遥无期了。
而今，诸如万科在北京朝阳公园附近的一个楼盘，明明是简约到无以复加的所谓“大开间”房型，却在以26000元每平米的售价销售。而诸如这种“开间”房型，以记者的看房体验而言，在北京似乎越来越多。而在记者个人看来，这样的房型才是政府“廉租房”等公益性民居的标准房型。
对于只有三十多平米实用面积的“大开间”房型，对于地方政府来说，真的相信这样的房型能支撑起高价房的利益格局吗？廉租房和商品房的标准还是应该有明确区分的。这才是拯救与振兴房地产业、平衡公共利于与商品经济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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