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田勇：三会监管协调明年可能迈出大步伐

华夏时报（www.chinatimes.net.cn）记者 商灏 北京报道

    最近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强调要保持宏观经济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舆论因此从过去两年的政策组合来推测，普遍认为明年仍将继续宽财政稳货币。如果宽财政力度加强，则推进结构性减税以及“营改增”和房产税试点范围扩大，财政补贴和赤字规模随之扩大等举措的出台，都在预料之中。就货币政策而言，央行今年已先后两次降准降息，并多次通过逆回购等工具为市场注入流动性，这一稳健偏松或谨慎中性的货币政策，到了明年会有多少放松的空间？为了满足实体经济合理增长所需的货币供应，明年货币政策的微调、预调及其灵活性和机动性将如何体现？
    中央财经大学中国银行业研究中心主任郭田勇教授接受《华夏时报》记者专访时说，明年数量型工具比价格型工具发挥作用的空间更大，并会根据金融体系和全社会的资金流动性情况进行政策的灵活搭配和有机调节。

政策将灵活搭配有机调节
    《华夏时报》：在你看来，明年货币政策会有多少放松的空间？
    郭田勇：货币政策作为一种总量调控政策，关键是要保持货币供给的稳定，保持社会经济、金融的整体稳定。若过于宽松就会引发通胀引发资产泡沫，就会使经济出现动荡。若过于紧缩，则会导致实体经济失血。
    明年货币政策保持连续性和稳定性非常必要。从今年下半年的情况看，货币供给基本处于比较适中的状态，这使得通胀得到较好遏制，同时无论是银行信贷或社会融资总量的增长，都未出现滑坡。因此明年继续保持这种稳健政策的态势，应该是非常合乎逻辑的。
    但这其中有两个层面的问题需要关注：其一，调控本身力度如何拿捏？即如何降息降准？如果明年上半年经济走势继续向好并不断升高的同时物价可能出现小幅上升，那样的话降息可能性就很小。由此来看，明年货币政策调控力度的拿捏，只能根据经济运行的实际状况随机决定。
    其二，货币政策调控方式如何改革？这是明年需要深入考虑并有所突破的一个问题。比如我们看到央行升降息这种方式本身就存在一定问题。因为利率是一种资金价格，应该由商业银行和市场中的各种投融资主体自己来商量确定。从调控方式改革的角度来看，利率市场化包括汇率市场化，明年应会进一步向前推动，这也是货币政策调控机制完善的必要途径。
    《华夏时报》：在政策的微调、预调及其灵活性和机动性方面明年将有哪些具体体现？
    郭田勇：正如前面所说，应根据经济运行的实际状况随机拿捏，但央行数量型工具比价格型工具发挥作用的空间更大。所谓数量型工具无非是央行通过一些公开市场业务操作，通过法定准备金率的调节，来调控金融体系的流动性，进而影响整个社会的资金量，所以明年央行的数量型工具包括央行票据、逆回购、正回购、存准率等，都会根据金融体系和全社会的资金流动性情况，进行政策的灵活搭配，来进行有机调节。

应让投机资本无可乘之隙
    《华夏时报》：目前短期国际资本的频繁波动和输入性通胀压力令人担忧，从这样的国际背景来观察，明年货币政策与通胀的关联会否变得更敏感？CPI明年走势若回升会否令货币政策受到一定制约？
    郭田勇：现在大家都担心短期资本，所谓短期资本，都是一些带有投机性的、快来快走的资金，它对经济稳定的确有一些干扰。但一般情况下，短期资本的干扰是可以进行排除的。当一个国家的经济比较稳定的时候，也会有短期资本，但它难以形成一种同向性的、一致性的预期。苍蝇不叮无缝的蛋，只有当有缝的时候，可能一大堆苍蝇立刻都飞过来了，这时候经济就会在其推波助澜之下出问题。所以短期资本对于通胀的影响，需要观察。不能让短期资本形成同向的一致性的预期，这一点非常重要。
    应保持经济运行的稳定性，或者说在经济运行中不要暴露出明显的破绽，比如现在有人预期房价要涨，如果全社会或所有资本都有这种预期，那无论国际短期资本还是国内资金都会扑上去。因此货币政策也好，房地产调控政策也好，都需要保持连续性和稳定性，防止经济本身出现明显破绽或漏洞，从而给各类投机资本提供了比较大的有机可乘的空间。
    《华夏时报》：从房地产调控政策所面临的压力来看，明年降息降准的空间会有多大？
    郭田勇：房地产调控与降息降准之间当然存在一定关联，有人会认为降息降准之后房价会上涨，但房地产调控政策不能依靠货币总量调控政策作为主要调控手段，主要还是依靠一些结构性或专门针对房地产市场的有差异性的调控政策作为主要调控方式。如果房地产调控政策完全绑架了货币政策，如果降息降准都会担心房价上涨，则货币政策调控就没有空间了。所以房地产调控一定要以针对性或差异性调控政策为主，以货币总量调控政策为辅。

M2增速可能需要13%左右
    《华夏时报》：在工具使用上，公开市场操作明年会否仍是首选，明年降准会有几次？
    郭田勇：公开市场操作，明年肯定还是央行首选。目前来看，央行更倾向于使用数量型工具，比如逆回购等，而不是很倾向于使用存准率调控工具，其中原因，我们曾经探讨分析过。正面看，央行还是试图通过公开市场的方式调控流动性，这种方式本身市场化程度更高，能够使货币市场规模变得更大，价格更具敏感性，这为未来改革可能创造更好的环境。从央行本身调控成本来看，通过公开市场的方式调控流动性，成本相对低一些。
    降准可以一次性释放较多流动性，央行可能会认为带来政策放松的宣示效应更大一些。但如果央行行长换人，调控思路是否会有变化？从目前调控格局来看，央行可能还是会延续在数量型调控中，以公开市场工具为主，以准备金率调控为辅的方式。
    《华夏时报》：明年货币政策如果延续总量稳健、结构积极的调控基调，你预测明年信贷增速、信贷规模、M2水平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
    郭田勇：总体上预料变化不太大，增长应可达到8万亿左右。我估计M2增速需要在13%左右，但若考虑到社会融资总量中，银行信贷占比不断降低的趋势，实际形成的银行信贷和M2增幅可能会略低一些。由于多种融资方式兴起，对银行信贷产生一种期待，这块还是要看明年直接融资，包括资本市场情况。

监管协调或迈出更大步伐
    《华夏时报》：体制、机制上明年会有怎样的举措保障央行所释放的流动性真正流向实体经济，从而避免潜在风险？
    郭田勇：引导资金流向实体经济当然是一种必要，金融理应服务于实体经济。政府也有相关的监管政策防止金融业出现一些自弹自唱或剑走偏锋的情况，包括监管机构对房地产的调控、对银行信贷资金流向的调控、对金融创新型工具的调控等，都有相应的监管要求。这些要求都是为了保证信贷资金不能走偏。
    明年为了更好地鼓励金融业发展，从宏观上控制风险，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可能从监管上，包括从监管的协调上，比如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的协调上，有可能迈出更新更大的步伐。
    《华夏时报》：利率市场化会有进一步举措吗？
    郭田勇：应该会有。
    《华夏时报》：今年影子银行与信托产品快速增加，其中隐藏的债务危机问题引起高度关注，其到期偿付压力的释放问题在明年可以看到怎样的解决方案？
    郭田勇：到期偿付应无太大问题，因为影子银行毕竟不是银行，无论是信托还是私募，都是一种直投方式，都是通过中介直接把钱投到一些项目中去，其本身就应风险自担。
    只是到期偿付方面出现一些系统性太强的风险，比如所有的机构同时发行的产品同时都不能偿付，这会给社会心理带来一定恐慌。一般而言，我们希望通过影子银行进一步提升直接融资的总量，也要让投资者有风险自担的意识和能力。投资者所以去买那些产品，很重要的原因在于其收益率比银行存款和买国债要高许多，若只有高收益而没有风险，恐怕世界上也不应存在这样的产品。所以，即使出现一些局部问题，也不是什么可怕的事情。

内外生因素都有不确定性
    《华夏时报》：我们现在是否更加担心明年外生因素的不确定性可能转化为中国货币政策走向的不确定性？
    郭田勇：外生因素的确是中国货币政策走向不确定性的很重要的一个方面。货币政策不确定性的外生因素是一种非可控因素，所以明年影响国内货币政策乃至宏观经济的两个共生性因素，一个是外生的；一个是内生的，即国内经济明年唯一的关键词是改革，改革如果涉及到深层次的、体制上的问题，这些改革会对宏观经济带来多大的影响，包括货币政策，这块应当说有一定的不确定性需要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