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经济的“阿基里斯之踵”
摘要：在贫富差距导致的社会危机此起彼伏的情况下，未来新加坡政府最需要检讨的是他们长期的执政理念。
11月26日，新加坡SMRT公司雇佣的171名中国巴士司机因薪资问题与公司发生劳资纠纷，集体请病假没有上班。第二天，新加坡人力部把中国工人的行为定性为“非法罢工”，警方随后逮捕多人并检控5人。目前，已有29名工人被遣返回中国，1名工人被判6周监禁，其余4人会在12月6日出庭受审，其他参与的工人收到了警告信，但仍可在新加坡继续工作。
这是新加坡自1986年海运工人罢工以来的第一次罢工，引发了新加坡社会的强烈震动。事件的导火索是近期SMRT公司的马来西亚籍司机得到了275新元的加薪并获得了相当于一个月薪水的红利，但中国籍司机只得到了75新元的加薪且没有任何奖金，觉得自己受到了歧视。但更深层次的原因，是新加坡大量引入廉价外籍劳工所带来的对原有社会经济秩序的冲击，以及贫富差距不断扩大所引发的社会不满情绪。
2011年，新加坡的生育率只有1.2，远远低于人口正常替代所需要的2.1，因此在过去10年来，新加坡政府大量引入外籍人口以填补劳动力缺口。新加坡人口迅速从2000年的403万增加至2010年的508万，其中新加坡公民有323.7万，永久居民有54.1万，其余约131万人是持工作准证、就业准证，长期社交访问准证以及学生证等在新加坡逗留的外国人。
和其他很多国家的外劳主要集中在低层次劳力领域不同的是，在新加坡的外国人是全面性的，从底层劳动阶层到公司的总裁，都可能有外国人，以致许多新加坡人不得不面对与外国人的竞争。而新加坡人被指被宠坏了，不够努力，不爱加班，而外国人背井离乡，往往不那么计较，也很努力。竞争加剧使得一些新加坡人通过选票发泄不满，这是人民行动党去年大选得票率创历史新低的重要原因。
而新加坡政府对大量外籍劳工的到来并没有做好准备，除了地铁等公共设施变得非常拥挤、房租、物价上涨引发民怨之外，更重要的是，新加坡政府没有意识到，外籍劳工会带来全新的工作伦理和价值观，与新加坡人相比可能会不那么顺从，在认为受到剥削或不公平对待时，会挺身争取自己的权利。
新加坡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罢工相对比较普遍。之后，政府以这个年轻国家的经济生存为由，驯服了工会和工人。到了1980年代，政府、雇主和代表劳工的工会已经形成了稳定的“劳资政三角关系”。按照新加坡法律，罢工要遵循非常严格的程序：工人有不满必须通过调解、斡旋及工业仲裁庭提出，只有当所有管道用尽，工会才能举行无记名投票，表决赞成或反对采取工业行动，而像巴士这样的基本服务业，罢工必须提前14天通知雇主，否则就是非法罢工。这也是新加坡政府把此次罢工定性为非法罢工的根据。
另外，外籍工人的待遇往往很糟糕。今年2月，新加坡一处组屋建设工地的外劳进行了静坐，抗议遭到不合理的对待。他们声称从去年11月起即未领到工资；工资中被扣伙食费，但食物却难以下咽；赶工时被要求每天工作到翌日凌晨，却没有加班费，只能领到很低的底薪。而为了节省成本，SMRT把中国司机安置在10人间的公共宿舍里，而这些司机上班的班次和工作时间并不相同。在嘈杂的住宿环境中，适当的睡眠成了一种奢侈。
但在一些新加坡人看来，接受这样的条件来打工是你情我愿的事，而且有事先的合同，罢工没有道理。比如SMRT在加薪时明确指出“中国籍车长除外”，这是基于合约中不加薪的规定，也因为公司还要为中国籍员工交纳人头税和宿舍费，而马来西亚的车长不需要宿舍，人头税也低。新加坡政府在几天之内迅速对罢工工人判刑，显然也有杀一儆百的考虑。尽管如此，由于来自的社会文化背景，以及对平等的感受度不同，类似罢工这样的事以后恐怕会层出不穷，如何预防和面对，对于一个外劳超过100万的小国来说，恐怕是一个大问题。
而外劳的大量拥入，是新加坡贫富差距扩大的一个重要原因。2011年，新加坡的基尼系数达到0.473，仅次于香港，是全球贫富差距第二大的先进经济体。另外，新加坡的社会福利哲学是“自力更生”，因此没有退休金制度、失业救济制度和最低工资制度。公民个人福利账户中的积累，全部需从每月工资中按一定百分比强制扣取。从政府方面，公民几乎拿不到任何在养老金、医疗保险金等基本福利项目上的财政支付。看病、养老，主要依靠个人和家庭。这种政策鼓励公民要对自己负起责任，对自己福利账户的钱谨慎安排。也正是因为如此，在新加坡的大街小巷，各行各业，都能看到一大批年迈还不得不出来工作的劳工。而与此同时，是部长和企业高管动辄上百万甚至上千万的年薪，很多企业所有基层员工的工资总和比不上CEO一个人的薪水。
2011年4月，新加坡德高望重的经济学者、时年79岁的南洋理工大学温斯敏经济学讲座教授与经济成长中心主任林崇椰就直言不讳地指出，新加坡收入不平等情况恶化，以及企业对廉价外国劳工过度依赖的问题，是两个“阿基里斯之踵”。他的具体建议是让月薪少过1500新元的工人连续三年加薪，总加薪幅度为50%，中等收入者期间的加薪幅度为低收入者的1/4至1/3，同时让月薪15000新加坡元以上者三年内冻结加薪。因为太过激进，该建议被称为“林崇椰震撼弹”。
新加坡外交部巡回大使许通美也力撑林崇椰，他怀疑工资理事会会采纳高薪者冻薪的建议，但他建议那些身居高职的人应该反躬自省，想想林教授的建议和自己对社会的责任。许通美进一步指出，在总裁和管理层高级职员的薪酬上，新加坡总是效仿西方的做法，但他认为，诸如借鉴美国的做法是不明智的，因为美国文化是个人主义为主，而新加坡的文化是社群为主的。
新加坡政府则以强制加薪会损害竞争力为借口，变相否决了林崇椰的建议，但并没有否认那两个“阿基里斯之踵”。在贫富差距导致的社会危机此起彼伏的情况下，未来新加坡政府最需要检讨的，恐怕就是其长期以来奉行的过分强调市场、竞争和自力更生的执政理念。
这是新加坡自1986年海运工人罢工以来的第一次罢工，引发了新加坡社会的强烈震动。事件的导火索是近期SMRT公司的马来西亚籍司机得到了275新元的加薪并获得了相当于一个月薪水的红利，但中国籍司机只得到了75新元的加薪且没有任何奖金，觉得自己受到了歧视。但更深层次的原因，是新加坡大量引入廉价外籍劳工所带来的对原有社会经济秩序的冲击，以及贫富差距不断扩大所引发的社会不满情绪。
2011年，新加坡的生育率只有1.2，远远低于人口正常替代所需要的2.1，因此在过去10年来，新加坡政府大量引入外籍人口以填补劳动力缺口。新加坡人口迅速从2000年的403万增加至2010年的508万，其中新加坡公民有323.7万，永久居民有54.1万，其余约131万人是持工作准证、就业准证，长期社交访问准证以及学生证等在新加坡逗留的外国人。
和其他很多国家的外劳主要集中在低层次劳力领域不同的是，在新加坡的外国人是全面性的，从底层劳动阶层到公司的总裁，都可能有外国人，以致许多新加坡人不得不面对与外国人的竞争。而新加坡人被指被宠坏了，不够努力，不爱加班，而外国人背井离乡，往往不那么计较，也很努力。竞争加剧使得一些新加坡人通过选票发泄不满，这是人民行动党去年大选得票率创历史新低的重要原因。
而新加坡政府对大量外籍劳工的到来并没有做好准备，除了地铁等公共设施变得非常拥挤、房租、物价上涨引发民怨之外，更重要的是，新加坡政府没有意识到，外籍劳工会带来全新的工作伦理和价值观，与新加坡人相比可能会不那么顺从，在认为受到剥削或不公平对待时，会挺身争取自己的权利。
新加坡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罢工相对比较普遍。之后，政府以这个年轻国家的经济生存为由，驯服了工会和工人。到了1980年代，政府、雇主和代表劳工的工会已经形成了稳定的“劳资政三角关系”。按照新加坡法律，罢工要遵循非常严格的程序：工人有不满必须通过调解、斡旋及工业仲裁庭提出，只有当所有管道用尽，工会才能举行无记名投票，表决赞成或反对采取工业行动，而像巴士这样的基本服务业，罢工必须提前14天通知雇主，否则就是非法罢工。这也是新加坡政府把此次罢工定性为非法罢工的根据。
另外，外籍工人的待遇往往很糟糕。今年2月，新加坡一处组屋建设工地的外劳进行了静坐，抗议遭到不合理的对待。他们声称从去年11月起即未领到工资；工资中被扣伙食费，但食物却难以下咽；赶工时被要求每天工作到翌日凌晨，却没有加班费，只能领到很低的底薪。而为了节省成本，SMRT把中国司机安置在10人间的公共宿舍里，而这些司机上班的班次和工作时间并不相同。在嘈杂的住宿环境中，适当的睡眠成了一种奢侈。
但在一些新加坡人看来，接受这样的条件来打工是你情我愿的事，而且有事先的合同，罢工没有道理。比如SMRT在加薪时明确指出“中国籍车长除外”，这是基于合约中不加薪的规定，也因为公司还要为中国籍员工交纳人头税和宿舍费，而马来西亚的车长不需要宿舍，人头税也低。新加坡政府在几天之内迅速对罢工工人判刑，显然也有杀一儆百的考虑。尽管如此，由于来自的社会文化背景，以及对平等的感受度不同，类似罢工这样的事以后恐怕会层出不穷，如何预防和面对，对于一个外劳超过100万的小国来说，恐怕是一个大问题。
而外劳的大量拥入，是新加坡贫富差距扩大的一个重要原因。2011年，新加坡的基尼系数达到0.473，仅次于香港，是全球贫富差距第二大的先进经济体。另外，新加坡的社会福利哲学是“自力更生”，因此没有退休金制度、失业救济制度和最低工资制度。公民个人福利账户中的积累，全部需从每月工资中按一定百分比强制扣取。从政府方面，公民几乎拿不到任何在养老金、医疗保险金等基本福利项目上的财政支付。看病、养老，主要依靠个人和家庭。这种政策鼓励公民要对自己负起责任，对自己福利账户的钱谨慎安排。也正是因为如此，在新加坡的大街小巷，各行各业，都能看到一大批年迈还不得不出来工作的劳工。而与此同时，是部长和企业高管动辄上百万甚至上千万的年薪，很多企业所有基层员工的工资总和比不上CEO一个人的薪水。
2011年4月，新加坡德高望重的经济学者、时年79岁的南洋理工大学温斯敏经济学讲座教授与经济成长中心主任林崇椰就直言不讳地指出，新加坡收入不平等情况恶化，以及企业对廉价外国劳工过度依赖的问题，是两个“阿基里斯之踵”。他的具体建议是让月薪少过1500新元的工人连续三年加薪，总加薪幅度为50%，中等收入者期间的加薪幅度为低收入者的1/4至1/3，同时让月薪15000新加坡元以上者三年内冻结加薪。因为太过激进，该建议被称为“林崇椰震撼弹”。
新加坡外交部巡回大使许通美也力撑林崇椰，他怀疑工资理事会会采纳高薪者冻薪的建议，但他建议那些身居高职的人应该反躬自省，想想林教授的建议和自己对社会的责任。许通美进一步指出，在总裁和管理层高级职员的薪酬上，新加坡总是效仿西方的做法，但他认为，诸如借鉴美国的做法是不明智的，因为美国文化是个人主义为主，而新加坡的文化是社群为主的。
新加坡政府则以强制加薪会损害竞争力为借口，变相否决了林崇椰的建议，但并没有否认那两个“阿基里斯之踵”。在贫富差距导致的社会危机此起彼伏的情况下，未来新加坡政府最需要检讨的，恐怕就是其长期以来奉行的过分强调市场、竞争和自力更生的执政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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