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田佳彦的功过是非
摘要：日本人面对一系列深层次的危机，在大刀阔斧完成结构改革的同时又能成功讨好选民的完美政治家，又在哪里呢？
11月16日，日本首相野田佳彦宣布解散众议院，并决定在一个月之后的12月16日举行大选。
每当此时，日本媒体都会赋予一个别称来形容该次解散的特征与历史意义，这样的称呼有时候非常滑稽和诡异。比如1986年中曾根康弘的解散被称作“装死解散”；而1993年的宫泽喜一则被称作“言而无信解散”。这次野田被称作“正直傻子解散”，主要是因为民主党目前的支持度只有17%左右，在此形势下举行大选结果可想而知。
不过，2003年小泉在支持率高达66.7%的情况下解散众议院后，自民党夺得了237个议席；2000年森喜朗内阁解散前支持率仅为29.6%，却也获得了233个议席。可以说，内阁支持率与随后的议席数并不一定直接相关。但是，以上情况是在自民党一党独大的情况下产生的，在自民、民主两党都不占绝对优势、石原慎太郎、小泽一郎、桥下彻等第三势力崛起、日本政坛剧烈分化组合的当下，考虑到野田在最近几个月的处境，人们普遍认为，民主党会在大选后丧失执政权。
2011年8月底野田就任首相时，支持率最高曾达到65%，一年之内民意就出现这么大的逆转，根本在于野田执意推动的两项政策：提高消费税和重启核电站。从1970年代末以来，消费税一直是日本政治最受关注的议题。1978年，时任日本总理的大平正芳首次提出“消费税”的构想。一直到11年后，竹下登当选首相后才开始实施。消费税最初的税率是3%，1997年增长到5%，野田的方案是从2014年4月起将消费税上调至8%，然后在2015年10月进一步上调至10%，调整的幅度不可谓不大，但日本政府认为，通过提高消费税，政府财政每年将增加高达1700亿美元的收入。
日本政府之所以很需要这笔收入，是因为日本的国债规模已经超过所有爆发债务危机的欧洲国家，经合组织估计，日本国债占国内生产总值比率，在2013年将高达223%。虽然日本国债主要由国内投资人所持有，没有外国债主上门追债，但欠债终须还钱的道理还是一样的。惠誉在今年5月22日，将日本主权信用评级由AA-下调为A ，评级前景为负面，反映了国际市场的不安。随着日本人口老龄化的加速，社会福利的支出将越来越高。通过提高税收来改善政府财政，已经是势在必行的事。
但在一人一票的选举制度下，加税和减福利都是注定会惹怒选民的政治自杀之举。当年德国总理施罗德就因为对福利制度进行改革而在大选中输给了默克尔，金融危机爆发后，当多个国家因为居高不下的福利开支而深陷债务危机时，德国人才明白了施罗德的良苦用心，但为时已晚。野田之前的多名首相都试图调高消费税，但都无功而返。显然，消费税是日本政治的雷区，推动它需要极大的政治勇气与决心。为了通过调高消费税的法案，野田几乎耗尽了所有的政治资源：小泽一郎率领大批议员退党，民主党的执政根基开始动摇；向自民党承诺法案一旦通过就解散众议院以换取其支持。如此这般之下，调高消费税的法案才得以通过。
核电站重开不受欢迎，其道理和加税是一样的：日本是一个能源匮乏的国家，1970年代石油危机之后，日本大力发展核能，目前发电量的30%左右来自核能。但自2011年“3·11大地震”后福岛核电站危机以来，人们对核能谈之色变，到2012年5月5日，日本现有50个核反应炉全部关闭。这样做的结果就是电力的短缺，主要为中西部供电的关西电力，夏天的电力缺口达到20%。在这种情况下，2012年6月，日本政府正式决定将隶属于关西电力的大饭核电站3、4号机组重新开启。这下，野田又一次捅了马蜂窝，光东京就有17万人上街反对。只是在没有替代能源的情况下，因噎废食地放弃核电，由此导致大规模停电，民众和企业恐怕同样不干。在这件事情上，让所有人满意的方案是没有的。
加税和重开核电，显然都是注定要得罪人但又势在必行的事，野田所做选择的对错，也许要很久才能真正显现。但野田在周边领土争端特别是钓鱼岛问题上的立场，却是其任内的重大败笔。他认为国有化的做法是两害取其轻，避免石原购岛后的不确定性。因为国家可以有效控制钓鱼岛局势，不会再发生挑衅性事件。不管野田是真的这样想还是托词，但指望用这样的理由就能说服中国显然是太幼稚了。中国的激烈反应，再加上和韩、俄的领土争端导致的外交孤立局面，在国际政治的判断力上，野田显然是一只菜鸟。
和福田康夫、安倍晋三、麻生太郎这样有荫庇的政坛公子哥不同，野田出身普通家庭。父亲只是陆上自卫队的普通军官。从早稻田大学毕业后，野田做过多种工作，在29岁当选千叶县议员，创下了议员当选年龄的最低纪录。由于缺乏知名度和有力组织的支持，野田选择每天早上自己带着传单在电车站对着上班的人们演讲，这样坚持了24年。野田3岁时，看到当时的日本社会党委员长浅沼蹈次郎被暗杀之事件；幼儿园时，发生了震惊全球的美国总统肯尼迪遭暗杀事件，这些事情让野田意识到“政治家是一种有可能赔上性命，必须抱着必死决心之工作”。
这大概就是野田特立独行的精神根源。平心而论，和那些养尊处优、视国事为家事、随便抛弃政权的纨绔前首相相比，野田的能力和责任感都明显略高一筹，但他的政治生命，看起来却和他们没有什么不同。几十天内，伴随着野田的下台，日本可能为世界政坛创下“七年七相”的荒诞纪录，有媒体将日本换首相比作是“像拉肚子一样”止不住。巴西前总统卢拉曾调侃说：“才和一个日本首相说早上好，下午又要和别的人说下午好。”
NHK在本月初所做的民调显示，在“野田首相和自民党总裁安倍晋三哪一位更适于担任日本首相”时，回答“野田”的占16%；回答“安倍晋三”的占28%；而回答“两者都不合适”的则高达51%。这说明，日本民众已经出现了选择恐惧症：出于对野田的不满选择了安倍，但安倍当首相时的胡言乱语和混乱局面，就发生在五六年前，人们同样记忆犹新。选择困难的背后，是日本人对政治家的失望。但面对一系列深层次的危机，在大刀阔斧完成结构改革的同时又能成功讨好选民的完美政治家，又在哪里呢？
（作者系资深媒体人、新加坡国立大学访问学者）
每当此时，日本媒体都会赋予一个别称来形容该次解散的特征与历史意义，这样的称呼有时候非常滑稽和诡异。比如1986年中曾根康弘的解散被称作“装死解散”；而1993年的宫泽喜一则被称作“言而无信解散”。这次野田被称作“正直傻子解散”，主要是因为民主党目前的支持度只有17%左右，在此形势下举行大选结果可想而知。
不过，2003年小泉在支持率高达66.7%的情况下解散众议院后，自民党夺得了237个议席；2000年森喜朗内阁解散前支持率仅为29.6%，却也获得了233个议席。可以说，内阁支持率与随后的议席数并不一定直接相关。但是，以上情况是在自民党一党独大的情况下产生的，在自民、民主两党都不占绝对优势、石原慎太郎、小泽一郎、桥下彻等第三势力崛起、日本政坛剧烈分化组合的当下，考虑到野田在最近几个月的处境，人们普遍认为，民主党会在大选后丧失执政权。
2011年8月底野田就任首相时，支持率最高曾达到65%，一年之内民意就出现这么大的逆转，根本在于野田执意推动的两项政策：提高消费税和重启核电站。从1970年代末以来，消费税一直是日本政治最受关注的议题。1978年，时任日本总理的大平正芳首次提出“消费税”的构想。一直到11年后，竹下登当选首相后才开始实施。消费税最初的税率是3%，1997年增长到5%，野田的方案是从2014年4月起将消费税上调至8%，然后在2015年10月进一步上调至10%，调整的幅度不可谓不大，但日本政府认为，通过提高消费税，政府财政每年将增加高达1700亿美元的收入。
日本政府之所以很需要这笔收入，是因为日本的国债规模已经超过所有爆发债务危机的欧洲国家，经合组织估计，日本国债占国内生产总值比率，在2013年将高达223%。虽然日本国债主要由国内投资人所持有，没有外国债主上门追债，但欠债终须还钱的道理还是一样的。惠誉在今年5月22日，将日本主权信用评级由AA-下调为A ，评级前景为负面，反映了国际市场的不安。随着日本人口老龄化的加速，社会福利的支出将越来越高。通过提高税收来改善政府财政，已经是势在必行的事。
但在一人一票的选举制度下，加税和减福利都是注定会惹怒选民的政治自杀之举。当年德国总理施罗德就因为对福利制度进行改革而在大选中输给了默克尔，金融危机爆发后，当多个国家因为居高不下的福利开支而深陷债务危机时，德国人才明白了施罗德的良苦用心，但为时已晚。野田之前的多名首相都试图调高消费税，但都无功而返。显然，消费税是日本政治的雷区，推动它需要极大的政治勇气与决心。为了通过调高消费税的法案，野田几乎耗尽了所有的政治资源：小泽一郎率领大批议员退党，民主党的执政根基开始动摇；向自民党承诺法案一旦通过就解散众议院以换取其支持。如此这般之下，调高消费税的法案才得以通过。
核电站重开不受欢迎，其道理和加税是一样的：日本是一个能源匮乏的国家，1970年代石油危机之后，日本大力发展核能，目前发电量的30%左右来自核能。但自2011年“3·11大地震”后福岛核电站危机以来，人们对核能谈之色变，到2012年5月5日，日本现有50个核反应炉全部关闭。这样做的结果就是电力的短缺，主要为中西部供电的关西电力，夏天的电力缺口达到20%。在这种情况下，2012年6月，日本政府正式决定将隶属于关西电力的大饭核电站3、4号机组重新开启。这下，野田又一次捅了马蜂窝，光东京就有17万人上街反对。只是在没有替代能源的情况下，因噎废食地放弃核电，由此导致大规模停电，民众和企业恐怕同样不干。在这件事情上，让所有人满意的方案是没有的。
加税和重开核电，显然都是注定要得罪人但又势在必行的事，野田所做选择的对错，也许要很久才能真正显现。但野田在周边领土争端特别是钓鱼岛问题上的立场，却是其任内的重大败笔。他认为国有化的做法是两害取其轻，避免石原购岛后的不确定性。因为国家可以有效控制钓鱼岛局势，不会再发生挑衅性事件。不管野田是真的这样想还是托词，但指望用这样的理由就能说服中国显然是太幼稚了。中国的激烈反应，再加上和韩、俄的领土争端导致的外交孤立局面，在国际政治的判断力上，野田显然是一只菜鸟。
和福田康夫、安倍晋三、麻生太郎这样有荫庇的政坛公子哥不同，野田出身普通家庭。父亲只是陆上自卫队的普通军官。从早稻田大学毕业后，野田做过多种工作，在29岁当选千叶县议员，创下了议员当选年龄的最低纪录。由于缺乏知名度和有力组织的支持，野田选择每天早上自己带着传单在电车站对着上班的人们演讲，这样坚持了24年。野田3岁时，看到当时的日本社会党委员长浅沼蹈次郎被暗杀之事件；幼儿园时，发生了震惊全球的美国总统肯尼迪遭暗杀事件，这些事情让野田意识到“政治家是一种有可能赔上性命，必须抱着必死决心之工作”。
这大概就是野田特立独行的精神根源。平心而论，和那些养尊处优、视国事为家事、随便抛弃政权的纨绔前首相相比，野田的能力和责任感都明显略高一筹，但他的政治生命，看起来却和他们没有什么不同。几十天内，伴随着野田的下台，日本可能为世界政坛创下“七年七相”的荒诞纪录，有媒体将日本换首相比作是“像拉肚子一样”止不住。巴西前总统卢拉曾调侃说：“才和一个日本首相说早上好，下午又要和别的人说下午好。”
NHK在本月初所做的民调显示，在“野田首相和自民党总裁安倍晋三哪一位更适于担任日本首相”时，回答“野田”的占16%；回答“安倍晋三”的占28%；而回答“两者都不合适”的则高达51%。这说明，日本民众已经出现了选择恐惧症：出于对野田的不满选择了安倍，但安倍当首相时的胡言乱语和混乱局面，就发生在五六年前，人们同样记忆犹新。选择困难的背后，是日本人对政治家的失望。但面对一系列深层次的危机，在大刀阔斧完成结构改革的同时又能成功讨好选民的完美政治家，又在哪里呢？
（作者系资深媒体人、新加坡国立大学访问学者）
查看更多华夏时报文章，参与华夏时报微信互动（微信搜索「华夏时报」或「chinatime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