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执政党的聆听之道

资深媒体人 赵灵敏

    9月下旬开始，新加坡启动了全民参与的“我们的新加坡全国对话”活动，由新加坡教育部长领导的26人委员会计划花超过1年时间，主办30场公民对话，并进行3000到4000人的民意调查，了解新加坡人最在意的议题，以便对现行的政策进行检讨。委员会成员包括内阁部长、国会议员、学术界人士以及出租车司机、草根艺人和学生等普通民众，年龄最小的19岁，最大为61岁。新加坡政府并设置“我们的新加坡全国对话”Facebook专页和官方网站，邀请民众上网表达意见。   
    此次对话是由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在今年8月9日的国庆讲话中提出的，但其更早的渊源，其实是去年5月举行的新加坡大选。在那次大选后，执政的人民行动党在87个议席的新一届国会中占有81个席位，仍然拥有绝对优势，但60.14%的得票率却是独立以来最低的，而一些有重量级政治人物坐镇、向来被视为铁票区的集选区，在这次大选中都失去大量选票，有的降幅还在10个百分点以上。更大的震撼在于，反对党工人党攻陷了有5名议员的阿裕尼集选区，导致人民行动党在该选区的候选人、外交部长杨荣文意外落马，而该选区另一位候选人再诺本已经被内定为议长的候选人，全国职工总会副秘书长王乙康更被认为是新加坡未来第四代领导核心的人选。人民行动党在阿裕尼的失利，因此显得格外惨烈。
    事实上，新加坡人民行动党的政绩是非常辉煌的。1965年新加坡脱离马来西亚独立时，李光耀是含泪向人民宣布的，当时举国上下对如何经营管理这个资源匮乏的弹丸之地都是心中无数。但其后短短40多年，靠着人民行动党灵活务实的政策，新加坡经济经历5次转型，人均GDP从50美元上升到2010年的43867美元，并首次超越了日本（42325美元）。
    在社会建设方面，新加坡政府对腐败零容忍，其廉洁程度举世闻名。在对人民的照顾上，人民行动党可谓无微不至：推行组屋制度，让人民居者有其屋，因此新加坡没有“房奴”，年轻人在结婚前半年就可以申请组屋，价格用公积金就足以支付；生了孩子，政府再协助你换更大的组屋；照顾父母，生育孩子等都可以减税；为单身人士组织派对，帮助他们组织家庭；担心人民不懂得投资之道，于是由政府打理人民的公积金，替大家理财；治安良好，是世界上犯罪率最低的国家。显然，新加坡政府殚精竭虑，视自己为父母官，人民则是不大懂事的孩子，其施政的潜台词是：你不需要思考得太多，just follow me。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父辈创业的艰辛逐渐成为历史，年轻一代新加坡人对自己所获得的照顾已经习以为常，认为是理所当然，他们更多看到的是政府的不足，对政府的施政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于是，政府部长的高薪，外来人口大量涌入带来的竞争压力，人民行动党高高在上的精英姿态，这些因素一起发酵，在去年的大选中给执政党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挫败。
    新加坡实行的是精英政治，在李光耀看来:“堪称社会中流砥柱的人约300名。他们挑起策划和执行政策的重担。如果这300人共乘的客机不幸坠下，新加坡社会必将瓦解。这说明本地领袖人才是很有限的。”因此，人民行动党四处寻找人才，希望把各界精英都吸收到政府担任高级领导人。而让他们从政，意味着他们可能要放弃高额的年薪。所以，政府高官的薪金也必须水涨船高，这样才能吸引到精英。因此，从1994年到2012年初，新加坡部长的薪水和48名国内主要行业首席执行官平均薪资的2/3联动，这样一来，李显龙总理的年薪达到218万美元，是美国总统的4倍，哪怕是普通部长的年薪也高达100万美元以上。   
    尽管这样的制度设计有充分的理据，但一部分新加坡人始终无法接受当局的说法。去年大选时，反对党就拿部长们的高薪大做文章，试图把行动党塑造为不知民间疾苦的“老爷”。为了回应人民的诉求，今年1月，包括李显龙在内的新加坡部长集体降薪，幅度达20%至39%。但一些新加坡人仍感到不满意，认为部长是公仆，投身公职是为了奉献，不应该追求高薪。
    而更普遍的不满来自大量涌入的移民。2000年时新加坡的总人口数仅400万人，到2011年迅速增至约520万，增加的这120万人，大部分来自中国大陆。目前，新加坡的工作人口中，3人中有1人就是外国人。新加坡人指责这些人哄抬房地产价格，占据了最好的工作。新加坡人一觉醒来，发现地铁里挤满了说普通话的人，他们感到有些无所适从。某一天，一位在地铁里被挤得受不了的新加坡女士的一句抱怨，大体反映了普通新加坡公民的心声：“你要把我挤出新加坡吗？”   
    新加坡政府引进外来人口的目的，一是平衡新加坡华人低落的出生率，对抗人口老化；二是引起新加坡急需的建筑业、制造业、医药保健及社会服务等领域的人才。但外来人口不仅是一个政策的问题，也是一个政治的问题，过去几年新加坡在引进外来人口方面过于冒进和急躁，导致基础设施不胜负荷，很多人怨声载道。为了平息民怨，政府提出“新加坡人优先”的口号，开始收紧外来人口的准入。但新加坡的发展始终需要外来人口，如何让人民接受这一现实，显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而人民行动党恩威并重、高高在上的精英做派，也日益脱离了新加坡的感受。长期以来，人民行动党做事的逻辑往往无懈可击，但留给选民的冰冷理性却让他们感觉这是一个热衷维护自身立场而不愿接受反馈的执政党。李光耀在大选时警告选民如果选择反对党“必将后悔”、他们“可以用未来五年来忏悔”的一番言论，引发了巨大的反弹。很多人认为，行动党确实有恩于新加坡，但不能因此无视长期掌权出现的严重自满和政策缺陷，也不能成为永无止尽的支持诉求。落选的杨荣文也认为，科技已改变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打破了旧的权力等级秩序，行动党不能漠视这股潮流，应该和人民建立更为平等的关系。   
    在选举的压力下，新加坡人民行动党素来以善于驾驭社会变迁，吸纳和收编社会力量维持广泛执政基础而著称。除了此次对话，新加坡上一次进行大规模的全国对话是2002年启动、为期两年的“重造新加坡”，再之前有1997年启动的“新加坡21”以及1989年启动的“新的起点”。这些都是新加坡政府回应人民诉求和社会变化的英明之举。过去30年，新加坡是中国领导人唯一点名要学习的国家，而迄今为止，我们对新加坡的了解还止于“花园城市”、“廉洁”、“一党独大”等技术层面。事实上，中国最应该向新加坡学习的，是其不断放低身段、和人民沟通、倾听人民心声的聆听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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