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费券是市场需要的消费主体吗？

作者：商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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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09-02-21 19:26:00

摘要：消费券是市场需要的消费主体吗？

华夏时报（www.chinatimes.net.cn）记者商灏

   根本推动消费的不是消费券这种形式，关键还是要看民众为什么消费意愿比较弱，有必要建立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健全医疗保障体系，以使消费者解决他们的后顾之忧。
    商务部官员说消费券“是在特殊条件下采取的临时办法”的表态，比较中肯。这主要也应是对地方政府发放消费券的肯定，或并无暗示全国推行之意。
    消费券不应被贴上启动内需的标签，而应当作为一种短期的、配套的政策来实行，在实践中也需要良好的制度设计，才能趋利避害。

正在不断增长的存款和持续走弱的消费，让很多人担忧刺激内需、降低对出口的高度依赖、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努力究竟能取得多大成效。因此，能否和如何发放消费券以鼓励消费，近来一直是个讨论热烈的话题，但发放消费券与“拉动内需”之间究竟是怎样的关系？以消费券的方式真的可以拉动内需吗？拉动内需最有效的办法是什么？中国人民大学顾海兵教授最近就这些问题向本报发表了他的意见。

发放消费券
不仅要合理也要合法
    ● 《华夏时报》：一些地方政府给民众发放一定数额的消费券应是一种最直接的财政补贴，这样的惠民举措，这样给民众适当的社会福利来满足他们的基本需求，当然值得肯定和赞赏，但如果因此而认为可以拉动内需，是不是有点牵强？
    ● 顾海兵：现在所有这类举动，首先在法律上都存在问题。政府做事情应遵守的一个原则是，法无授权绝对不可以做。有关各类消费券的建议，我们可以看到，最高立法机构没有任何说法。而包括一些地方政府发这个券那个券，还有最近我刚看到报道说南京市政府发了2000元旅游券，所有这些对于政府财政经费的动用，都没有立法机构的授权，或者说至少我们没有看到授权。
    我一向认为，无论问题多么严重和紧急，我们解决问题的方法首先要符合法律程序。发放消费券也必须遵守法律程序。既然“人大”没有授权，政府的这些举动就存在合不合法的问题。
    如果抛开这个法律程序问题，就发放消费券能否解决中国经济当下面临的一些实际问题而言，我认为，发放消费券是财政转移支付的另一种形式。可以说，在经济陷入低谷时期，也可能用财政赤字的办法来刺激一下经济。但根据我的观察，我们国家的经济目前所面临的问题，主要还不是可以用简单的财政办法来解决的问题。
    根本推动消费的不是消费券这种形式，关键还是要看民众为什么消费意愿比较弱，有必要建立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健全医疗保障体系，以使消费者解决他们的后顾之忧。这才是对民众真正有意义的事情。

当前财政手段
应努力创造就业
    ● 《华夏时报》：有关中国发消费券促内需的建议，已有商务部官员表态回应。尽管许多人对消费券促内需的效果和操作性深表怀疑，但既然有政府要员说它是特别条件下的“尝试”或“临时办法”，那么它是否可以作为多管齐下刺激内需中的配套措施，以产生“四两拨千斤”的可能作用呢？
   ● 顾海兵：商务部官员表态回应主要可能是对地方政府发放消费券的肯定，或并无暗示全国推行之意。只有推进中国社会向消费型、内需型、公共服务型社会转型，只有加大对医疗、教育、社会福利等的投入，并调整收入分配体系，才能使民众省却后顾之忧，产生持久的消费动力，促进经济又好又快地持续增长。
    从另一方面来看，解决当前一些经济问题，其实有大量的空间。
    例如，民众有创业的愿望，市场也有需求，但某些现有法规和政策往往成为阻碍。例如，现在人们找工作比较难。但为什么一方面人们找工作难，另一方面却出现大量“黑职介”？现在有很多未经政府批准的劳动力市场。仅在北京六里桥，就有大量外地人口在那里找工作，同时也有很多人到那里招聘。这反映了一个实质问题，那就是体制内的劳动力中介机构这一块，国家投入的太少，也就是说，政府在这方面的工作没做好，没有及时提供劳动力供求双方信息，这导致了因为体制内没做好这件事情，体制外的黑中介现象才非常普遍。
    而目前中国就业难的一个很重要原因，就在于我们从事就业服务的机构服务质量比较差。我们现在有无可能在提供就业服务过程当中做到为寻求就业者实行彻底的免费服务？现在听说大学生可以免费参加招聘会了，那么不是大学生的人找工作为什么就不能免费呢？这本身不是歧视吗？就像公路收费一样，那么多的公路还在收费，这难道不影响经济的发展吗？所以既然我们体制内的服务机构工作做得不够，就应当鼓励民间机构参与劳动力市场的就业服务。而对于类似农民自发形成的北京六里桥那样的劳动力市场，是否应该一清了之？为什么不可以为这样的所谓地下劳动力市场提供一些好的服务？而仅仅是采取堵的办法呢？
    据我了解，北京六里桥劳务市场曾存在很久，过去还有一个崇文门劳务市场，却被取缔了。仅仅为了所谓的市容美观、好看，为了所谓的正规化。就像我们清理街头摊贩一样，把很多商贩清理掉，这难道不影响就业吗？而且我们这样的城市管理办法并没有真正为促进就业创造条件。马路市场有很多是可以开放的，普通民众有很多生活需要可通过马路市场来解决，但政府的服务还远远没有跟上。
    政府的财政如果要支撑经济的发展，关键不是在于发什么消费券的问题，而是在于如何真正为民众创造好的就业条件，在于如何把相关的财政经费用到劳动力市场的完善上，让所有求职的民众，都能够在求职过程当中，得到免费的好的服务。政府的财政部门应为劳动部门提供更多的财政支持。当然，应该加强对劳动部门的监督，包括加强“人大”对于劳动部门的监督，让他们把这笔钱用好，为全社会提供更多的劳动力就业服务市场。
    另外，我们再看看北京的出租车市场。据说这里正规的出租车有7万辆，而黑车有15万辆。这15万辆开黑车的人，难道不是在就业吗？为什么要采取打压的办法呢？民众有这方面的需求为什么不允许其生存呢？为什么不能用法规保障等方式让它由地下转为地上？为什么不能减少北京7万辆出租车的“份钱”？
    所以，现在不是要不要发什么消费券的问题——这是最笨的最偷懒的办法，甚至是饮鸩止渴的办法。为什么不能在革新制度上做做文章？为什么不能在提高政府的服务质量上做做文章？
    政府的不作为、乱作为、胡作为，低质量、低效率，实际上是民众就业难以增加，国家经济难以很快走出低谷的最大障碍。中国经济要摆脱目前的困境，首先应该加快政府体制改革。越是在经济困难时期，政府部门越是不能成为低效率的专司行政审批的衙门，而应讨论政府部门究竟做了什么有益于民众就业，有益于经济复苏的事情。
    而把“人大”放到一边不能发挥作用，仅仅开一两个政府工作座谈会能解决什么问题？政府工作不应有太多的越位，也不应有太多的缺位，更不应有太多的错位，而必须把自己的位置弄清楚。所以，应借经济困难时期，解决政府自身的效率问题，而不是采取很多简单的、粗暴的、事后可能引发更大成本的做法解决问题。

教育和医疗的改革
不是用“券”就能实现的
    ● 《华夏时报》：现在很多建议还说应把消费券扩大到教育券、医疗券，您怎么看这些建议？
    ● 顾海兵：教育的问题不能用教育券来解决。我们的财政经费有多少放在了教育上？在法律上，过去曾有个说法，就是教育经费应当与财政经费有同比的增长。有很多学者研究说应占到4%，但现在实际低于3%。3%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应达到的最低比率。这些目前都没有一个具体量化指标。政府的开支有多少是用在教育上、用在医疗上，到现在都没有一个具体的说法和规则，用了多少也并不清楚，而行政经费却猛涨。一个高成本低效率的政府怎么谈得上其他？现在若是病急乱投医，就是偷懒的、不科学的、不想改革、回避改革的做法。
    从2000年以后，政府对农村义务教育、对教育公平还是非常看重的，教育部说，这几年教育部出台的一个主要的政策就是均衡，就是促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也是着眼于教育公平。教育公平、推进义务教育是新中国建国60年寻求的一个目标。原来在宪法里有这样的规定，后来教育法有这样的规定，原来我们经济发展没有这样的条件。《义务教育法》颁布后20年才实行免费义务教育是一种悲哀。从十七大到这次两会，我觉得应该说越来越明确了，一个是教育优先发展，再一个是坚持教育的公益性。
　　城乡教育基本实行免费后的新问题是不均衡。温总理在报告里面提到要从能够上得起学到上好学，这个转变其实需要教育界和全社会的努力。
　　所谓教育券、教育经费跟着学生走，推行起来难度很大。教育券在国外的作用，不是经费的问题，主要是刺激竞争，但在中国的好处，是有一个基本保障，这个教育券毕竟是减轻负担的，毕竟是有一些实惠的。
　　就所谓医疗券而言，经过2年酝酿的新医改方案，国务院常务会议已审议并原则通过，据说3年内各级政府预计将投入8500亿元。可以明确地看到，政府在医保这块将投入较大的力度。另外，对于医保存在的不能随着人走的弊端，有些地方已经开始试用“医疗券”，用这种方式解决流动人口医保问题及控制医疗报销费用。
    2005年，美国曾提出了一个全国的医改方案，给每一个人发放医疗代用券，然后百姓再拿这个代用券去购买医疗保险服务。推行的前提是要有一个相对成熟的医疗保险市场。这个建议是当时美国医改4个模式里的一部分，引起了很大的争论，最后能不能实行还很难说。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哪个国家或者地区有做得比较成熟的医疗券制度先例。美国只是在医改方案中提出来，大众在争论，但是也仅限于方案的争论，好像真正推行的机会不大，这是相对比较极端，争论比较激烈的一个方案。
    总而言之，我对任何发放什么“券”的做法，采取否定和批判的态度。

判断中国经济现状
需要统计部门的精确数据
    ● 《华夏时报》：种种迹象表明现在通缩明显，我们已经看到，政府对此很有些担忧。您认为提振经济、扩大内需还有哪些真正有效的办法？
    ● 顾海兵：通缩无非有几个特征，其中之一是物价低一些，但这也很正常，因为过去物价太高了，现在当然要降低了。而普通民众的生活好坏程度差异并不会很大，根本不需要发什么消费券来解决，这也根本不是解决问题的关键所在。
    中国经济的发展状况是符合经济变化的周期规律的，任何经济体都不可能保持高速增长，现在低一些很正常。之所以低这么多当然和世界经济有关系。虽然中国外贸占经济的比重很大，但从就业这个角度来看，应该说，由于中国人口中农民仍占主体，所以就业其实并未受到多大影响。那些在外打工的农民，一段时间以后还会回到乡村，因为他们并非没有土地，也并非在乡村没事情可做。除了种地，还可以做手工业，做小企业。这一块应好好分析一下，也许对于经济的影响会大一些，比如有3个或4个百分点左右。但对就业的影响，我相信不会有这么多，而可能只有1到2个百分点。原因在于这些来自乡村的务工者，并非城里人的概念，乡村是他们最后的避风港。这其实表明就业问题并非想象的那么严重。
    经济的低谷期本身就是可以预料到要出现的，是正常的。应从一个较长的周期来观察，这是一方面。从另一方面来观察，要想对中国经济是否好转做准确判断，我认为最重要的还是要解决我们的统计问题，统计部门的数字对于经济的变化应有更准确的反映。我过去也说过，至今就业率还没有全社会的统计，而仅仅是城镇户口的统计。所以，判断中国经济是否困难，我们只能通过一些间接的局部的数据来说明。另外，中国的经济究竟怎么判断？其先导指标是什么？
    我们看经济是否复苏，首先要看先导指标。有些人可能会举出很多先导指标来说明经济可能复苏。但中国经济现在有一个大问题，就是在先导指标的设计上，由于政府各部门间的分割而缺乏很好的沟通——比如，我们现在并不清楚工商管理总局手中掌握的资料应如何公开。企业登记和注册的数量、全社会订单的数量，这些数字应有一个制度化的方式公开，这样会使得我们对中国经济复苏有一个基本的判断。
    现在我们还没有看到国家统计部门对于这方面的数据的确切统计。如果没有对于全社会订单的统计，则对经济是否复苏很难判断。还有，由于中国经济总量很大，由于大多数人口生活在乡村，无论经济复苏或高涨，都肯定是一个缓慢的过程。而即便复苏了，也不必过多乐观；即便下降了，也不必过多悲观。因为人们的生活，差，也差不到哪里去；好，也不像我们过去所说的那么好。经济增长的很大一块，由于财富分配的问题，是少数人从中得到更多；多数人享受到的好处并不太多。多数人并没有感觉到自己的生活质量每年都有10%的增长。但有一部分人得到了更多的好处，比如房地产开发商们得到了暴利。
    如果我们对于经济问题有科学的分析，而不是过于简单地看问题，就会发现，过去太依赖出口的做法的确需要改变，而现在扩大内需，如果注意满足民众的各种生活需要，而不是制约这些需要，就会有很多解决的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