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泽一郎的毁灭和创造
赵灵敏
7月11日，应该是日本现代政治史上必定会被记住的一天。民主党众议员小泽一郎在这一天成立新党“国民生活第一党”，自任党代表，正式与执政的民主党分道扬镳。这是小泽在7月2日带领49名参众议员脱离民主党的延续。“国民生活第一”目前是日本众议院第三大、参议院第四大政党。
日本实行的是多党制，目前在国会取得议席的政党也有近10个，成立一个新党原本不足为奇。但如果这个新党是由小泽一郎挂帅，情况就大不一样了。二战结束后，日本政坛长期维持自1955年出现的执政党自民党与在野党社会党的两党政治格局，这就是所谓的“五五年体制”。到1993年，因为政权腐化、派系平衡崩溃，执政38年的自民党下台，“五五年体制”终结，自民党开始和公明党联合执政；此后，经过16年的分化组合，从自民党内脱离出来的民主党终于在2009年取得众议院多数，开始执政。而这两次重大权力转换，都是小泽一郎幕后策划和推动的结果，他因此被认为是日本政治的“总策划师”。现在，正当日本特色的两党制开始初现端倪、人们开始谈论“2009年体制”时，小泽再次出手了，人们对他的号召力自然看高一线。
事实也确是如此。“国民生活第一党”的成立，虽然没有改变民主党在众议院的多数地位，但已经重创了民主党，前首相鸠山由纪夫就此质问野田首相：“无力治党之人又如何治国？”而眼下民主党和自民党正在就何时解散众议院进行讨价还价，日本随时可能举行大选，但民主党组党时间短，根基浅薄，其政策主张与自民党并无太大区隔。在提高消费税法案通过后，野田内阁的支持率也只有27%，因此民主党很可能在未来几个月丧失执政地位。如果届时没有政党取得执政多数席位，日本政局会陷入新的不稳定，小泽的新党就会成为日本政坛的关键少数。再加上自民党和民主党都将在9月进行党代表选举，日本政坛新一轮的权力转换，已经箭在弦上。小泽通过20年来的第四次组党和叛党，再次搅动了日本政治的一池春水。
但日本民众却并不买小泽的账，日本各大报的民调均显示，高达八成以上的人对小泽的新党不抱期待。但小泽似乎也不在乎，长期以来被看做是狡诈、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奸雄，相信他也已经练就了视民意如浮云的气魄。他真正念兹在兹的，是要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翻开小泽20多年前出版的《日本改造计划》一书，人们会惊奇地发现，两党制，修正与美国军事同盟关系、发展与中国的合作关系、普通国家等等，都是小泽一郎早就提出来的政治目标。但问题是，民主党已经不是3年前的民主党，在外交上日益回到日美同盟的老路上，内政上要增税，不关心民众生活——事实上，“国民的生活第一”曾经是3年前民主党上台前的竞选口号。面对一个日益修正主义化的民主党，小泽自然要揭竿而起，消费税从5%提高到10%，则为小泽提供了一个绝佳的口实。
尽管小泽并非没有抱负之人，尽管日本政坛20年来一直在按小泽的剧本演出，但归根到底，70岁的小泽在精神气质上属于过去。他崇尚权谋，迷信金钱政治。他一次次改变了日本政治的权力分配，却没有给政坛带来多少新的理念和变革。而这种理念和变革，对经历过“失去的10年”又遭受3·11地震重创的日本来说，才是事关国运的根本问题。
目前，日本的结构性矛盾包括：政治上保留了大量的封建因素，政、官、商勾结的痼疾积重难返；职业官僚包办决策，倾向于按既定程序行事，跟不上时代的变化。经济上，汽车、电器等支柱产业急剧萎缩，人口老龄化加速，昔日享有的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亚洲经济龙头的地位已被中国超越；社会层面，国家过强社会过弱、集体过强个人过弱。这些矛盾，是“日本病”的根源，也是日本在泡沫经济破灭后陷于长期衰退的根本原因。
很长时间以来，日本的很多政治家言必称改革。前首相中曾根康弘早在上世纪80年代就提出“日本三次开国论”：1868年明治维新是第一次开国，1945年战败之后是第二次开国，现在则迎来日本的第三次开国。90年代后期前首相桥本龙太郎又开展行政改革，建立了一套促进结构改革的政府机制。
到了小泉时期，日本的改革取得了一定进展。政治上，小泉提出要“毁掉自民党”，把自己的前途交给国民，排除派系领袖的干扰；对特殊法人团体实行民营化，为铲除“金权政治”在制度上铺平道路；在经济改革方面，提出“民间能做的事业让民间做，地方的事让地方做”，“对于国家经办的事业，要彻底验证其合理性和必要性”，以此理顺政府与企业、政府与民间、企业与民间的关系。
这一系列雷厉风行的措施，使小泉成为战后日本最受欢迎的首相。而小泉之后的多位首相，都是仅仅提出很多改革口号，却拿不出清晰的改革日程表，对国民真正关切的民生问题虚与委蛇，最终被民意抛弃。这就是近年来日本首相走马灯似的更换的根本原因。而对小泽来说，一个越来越迷惘和衰退的日本，显然不是他的初衷。而要成为彪炳历史的伟大人物，他不仅要会分配和毁灭，更要学会变革和创造。（作者系资深媒体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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