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危机下的青年人困境

来源：华夏时报

发布时间：2012-08-24 22:4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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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金融危机下的青年人困境

资深媒体人赵灵敏

    8月13日夜间至14日凌晨，法国北部城市亚眠发生骚乱，上百名年轻人与治安部队对峙，造成16名警察受伤，一些公共建筑受损。警方则调动了150名警员和一架直升机，发射催泪瓦斯和橡皮子弹予以还击。而就在本月初，法国内政部宣布了首批15个治安重点整治区的名单，亚眠正在其中。
    这是金融危机以来又一场由青年人发起的骚乱和抗议运动。去年8月在英国发生的骚乱和9月在美国开始的“占领华尔街”运动，其主体都是青年人甚至是未成年人。
    放眼全球，到处都是无所事事、迷惘而愤怒的年轻人，他们的抗争一方面警醒了社会，另一方面似乎也让自己成了骚乱的后备军和社会稳定的威胁。从一战后“迷失的一代”到二战后“垮掉的一代”，如今这一代正在金融危机中挣扎的年轻人，又会是怎样的“一代”？
    当然，任何时候，年轻人都是社会变革的主力。因为年轻，他们对不公不义更为敏感，更容易有拍案而起的冲动。法国前总理克莱蒙梭所谓的“一个人年轻的时候如果不是左派就没有心肝”，大抵就是这样的意思。但年轻人在此次金融危机中的愤怒和反抗，已经没有多少“先天下之忧而忧”的高远意涵，而更多是在为自身的生存和命运而抗争。因为金融危机带来的高失业率和贫富差距的扩大，使得他们成了这场危机最大的受害者。
    国际劳工组织日前公布的报告指出，2012年全世界的平均失业率预计为6%，而15至24岁的青年失业率将高达12.7%，是平均水平的2倍，失业人数接近7500万，自2007年以来增加了近400万，仍然处在经济危机时期的最高水平，且至少在2016年以前不会下降。
    而2012年6 月的统计显示，阿拉伯国家青年的平均失业率是26%，伊朗为29.1%，阿尔及利亚为21.5%，摩洛哥为17%，突尼斯和埃及的青年失业率将近30%。每10个阿拉伯青年人平均有4人从事着收入微薄、无以摆脱贫困的工作，导致了大量青年至今仍与父母共同居住。突尼斯每年有8万名大学生毕业，却仅有2万人能找到工作。
    青年人的失业率居高不下，各国的原因不尽相同，但也有共性：青年由于缺乏职业经验，劳动生产率往往不如中年人，他们因跳槽、婚假、产假而带给雇主的负担也较高，同时由于资深员工被解雇时获得的赔偿金额随工作年限而增加，所以当市道不好，企业需要裁员或减少雇佣人数时，排在年龄队伍后面的青年自然就被挡在了就业市场外面。
    尽管如此，在一个有大把机会的社会里，暂时的失业并不可怕，早期工业企业家的传记充斥着他们怎样从低微的出身开始往上爬，最终出人头地的故事。但到了今天，这样的故事几乎成了传说。据《经济学家》的报道，美国的不平等状况达到了1930年代大萧条的水平，2007年，最富有的10%的美国人获得了总薪酬中的46%，而0.1%的人获得了12%。2011年5月的一项调查显示，42%出身在社会底层的美国男性成年后还处在原先的阶层，只有17%的美国人相信“美国梦”非常可能实现，与2003年相比，这一数据下跌了一半。
    事实上，青年人失业的影响并不是暂时的。英美两国研究发现，青年时期失业会让人遗留下“工资伤疤”，它会随同人进入中年，而且失业时间越长，影响越大。假设两个男人有相同的受教育程度，家庭背景也一样，如果其中一位23岁前有一年处于失业状态，10年之后他的收入要比另外一个少23%。对女性来讲这个差距是16%。
    而且，衰退中的一代对社会不平等更加关注，总是觉得运气而非个人的努力是最重要的。他们要求政府更多地干预经济，支持政府实施激进的收入再分配计划。2010年的一份民意调查显示，30岁以下的美国人，只有28%的人认为其他人是值得信赖的，将近1/3的人认为决定其经济状况的最重要因素不是个人努力，而是外在的社会因素，42%的人觉得全球化给他们带来了不利影响。
    世界银行在布瓦齐齐悲剧发生几个月前发布的一份报告中警告：“不对年轻人进行投资，尤其是不为他们创造所需的就业岗位，将会使青年人更加脆弱，存在被边缘化的风险，从而造就一代懒散而无所事事的公民，他们容易受到社会负面现象的影响，这需要多得多的投资才能够恢复。”2012年的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第一次将主要议题定位为“不平等和资本主义的未来”，这说明全世界的政商精英终于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
    在纽约大学教授鲁比尼看来，如果不平等的问题没有得到适当的解决，最终将导致政治合法性的危机。事实上，这一点在“阿拉伯之春”中已经显露无遗。可以说，今天这一代青年人的困境，不是青年人独有的，也已经不是个别国家的政策失误所能解释的了，更不可能靠简单的修修补补来解决。它实际上是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和社会危机的缩影，是一个制度问题和结构性问题，其后果不是已经过去，而是刚刚显现。
    1930年代的大萧条促进了现代福利国家的建立，国家接过了稳定宏观经济的责任，对收入和财富征收累进税，扩大公共品的供给以支撑一个庞大的中产阶级。福利国家的崛起，是资本主义制度在面对革命威胁时积极求变的体现。这带来了半个世纪的稳定局面。现在，金融危机已经同时宣告了英美无监管的市场模式、欧洲大陆赤字福利国家模式和中东强人政治模式的破产，资本主义再次走到了危机端口。愤怒的年轻一代，是对不公不义的控诉和反抗，也是对制度变革的最强烈呼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