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号文件的三重含义
本报评论员 商 灏
虽说2009年中共中央“一号文件”出台,是2004年以来中国决策层第六次将一份“开年贺礼”锁定在“三农”领域,但在当前的经济困局中,有关三农问题的重要政策指向之目标非同寻常亦十分明确——巩固发展农业为农民增收,家电下乡为企业减负,省管县为政府减负,这些都是疏通经济瓶颈、率先实现国家经济复苏之现实需要,也是一号文件内在既有之三重特别含义。
首先就巩固发展农业为农民增收而言,我们看到,在经历着本轮全球性经济“突变”之际,重新审视了内需与内生之后,全面拉动内需,防止经济大幅下滑,推动经济恢复增长已成共识。官方表示:扩大国内消费需求,最大潜力在农村。
只是,消费需要金钱,当2000多万的农民工失去工作时,农民增收足可堪忧。所以我们还看到,官方将保障农民就业和收入视为十分重要的事情,同时力促稳定粮食生产、力促农业基础建设、力促农村教育和医疗保障等民生工程。因为只有当农民拥有足够的资产与社会保障,才可能变刺激消费的“潜力”为“实力”。
“农民不富,则中国不富”,在更深层次上,农民的钱袋、农民工的饭碗,与中国整个社会的转型、经济发展机制的变革密切结合在一起。
接下来最受公众期待的必然是,各级地方政府和官员快速动作、全力落实,而不是只将中央政策停留在办公案头。
再就家电下乡为企业减负而言,人们注意到,中央一号文件提出,鼓励设计开发适合农村特点的生活消费品和建筑材料。这其中蕴涵的一层深意就是,一向大量依赖出口的国内企业和厂商,应充分开拓农村市场,以农村需求促进经济增长已成必然大趋势。所以我们看到,政府直接补贴农民购买彩电、电冰箱、手机、洗衣机等家电以刺激农村消费的方案——“家电下乡”开始推广至全国。家电下乡对家电企业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家电下乡由于有国家补贴可以保持稳定的利润。我们看到,温总理不久前在海尔集团考察时已表示,今年国家投入家电下乡的补贴将从去年的90亿元增加到150亿元,可以拉动内需1000多亿元。这项政策至少要坚持5年,可以拉动家电销售5000亿元以上。
这毫无疑问地表明,在家电产品出口去年出现停滞的情形之下,通过一百多亿元的财政补贴就可以带动上千亿元的内需,这将是国内家电企业,特别是以往以出口为主的家电企业能否生存的关键。随着出口形势的日益严峻,家电下乡将帮助家电企业渡过难关。而政策的支持已使得农村市场成为国内外家电企业争夺的热土。
家电下乡政策对家电企业和农民来说都应是利好。家电企业可趁家电下乡打开广大农村市场,家电下乡将直接刺激农村消费需求,农村也似乎可为“扩大内需,转变发展方式”提供重大契机。
但家电下乡或纺织品下乡乃至其他商品下乡,都不能尽向农村甩卖库存产品,农村也不应成为城市剩余产品倾销地。人们注意到商务部长陈德铭最近的公开表态:“家电下乡”不是把城市滞销品推销到农村。这一表态,显然是对当前出现的种种现实问题的回应,也表明官方或应出台更细致的政策措施以保护农民的利益不受损害,从而保证农村需求能够真正长久有效地促进国家经济增长。
而就省管县为政府减负,为农村经济发展减少阻碍而言,意义实在格外重大。
一号文件的相关内容已表明了官方的决心:要推进省直接管理县(市)财政体制改革,将粮食、油料、棉花和生猪生产大县全部纳入改革范围。
纵观近些年来地方行政区划的变革,我们看到,随着地市合并和市领导县范围的逐步扩大,原地区行署建制日渐式微,市管县体制构成了最基本的纵向权力结构体系,成为各省市区基本的区划模式。这种体制的施行已被认为有悖于国家宪法的规定,而增加了市这一行政管理层级,无疑加大了行政管理成本,有测算说,全国现有的280多个地级市每年的财政支出为1400亿元以上。
虽然市管县行政管理体制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城乡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工业化、城市化水平的提高,但在某些地区,市管县体制所导致的“市压县”、“市卡县”、“市挤县”、“市吃县”或“市刮县”等现象,使这一体制受到人们越来越多的质疑。如果这种体制已经造成城乡资源不是依据市场原则来配置,而是以人为的行政力量来分配,侵害了县及农村地区的利益,不利于农村经济发展,更加剧了城乡“二元格局”,那么,我们有什么理由不立即改变这种体制?
一号文件中无论是解决农民工就业、增加农民收入,还是家电下乡将直接刺激农村消费需求,减轻企业负担,或是建立“扁平化”的省直管县(市)的公共行政体制,减轻政府负担,这些推动农村发展、促进国家经济持续繁荣的重要举措,已不仅是新年贺礼,而是特殊环境下中国经济的新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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