愤怒最终是不能被粉饰的

作者：沈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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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12-03-09 20:03:58

摘要：愤怒最终是不能被粉饰的

沈山

   在经历了早期抒情化风格强烈的写作后，张承志最终回归其伊斯兰教传统和身份，并使其写作进一步归于沉静、深沉和阔大。从最终效果看，宗教因素的介入，对其写作所构成的基本是正面推动。所以能构成正面推动，一定与作家本人对世界和写作的思考深度相关。
    北村则在1990年代皈依基督教，并在此后相当高产地推出了大量宗教气息浓厚的作品，在其后将近20年的时间里，又屡次经历了宗教写作内部的个人转型。总体而言，如果从个人角度来看，这种宗教的皈依或许给作家本人带去了福祉，但对其写作是否构成了正面推动，似乎还有待观察和评判。
    不管怎么说，这两位作家的宗教转型，无论成功与否，都给当代汉语表达和思考，提供了新的景观、新的可能，从而开拓了新的空间。尤其是，在中国社会近20年人文失语、价值混乱、虚无和重商主义泛滥的总体背景下，两位作家以自己几乎毅然决然的逆向选择，为中国当下树立了一个如此不同的精神标杆和生存坐标，这多少是一件值得关注的事。然而，关注没有形成，不仅没有形成，还被选择性忽略。
    这多少是个悲剧了——一个精神委琐时代必然发生的悲剧。
    所以，两位作家的存在，在这个时代显得如此异类和少数派，少数派得几乎被人遗忘，即便是讨论文学本题，遗忘也不可避免。一个时代的错位，竟让屹立在另一个维度的精神标杆，显得如此吊诡、荒凉，这也是这个时代相当滑稽的一个写照了。
    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上海三联书店推出的“北村文集”，多少是一件令人安慰的事了。
    翻开这套文集首期推出的四条书目，分别是《愤怒》、《玻璃》、《周渔的火车》、《我和上帝有个约》，可以说既没有囊括北村最好的作品（尤其是早期代表作），也没有收录北村最新的创作，这就很难揣测书目编选的真实意图。
    推想起来，两种可能：
    首先可能是市场考虑。几部作品的共同特点，是都有着分明的故事线索和强烈的戏剧冲突，其中《周渔的火车》（原名为《周渔的喊叫》，这次出版采纳了电影同名）还改编过电影。从出版角度看，这种市场化考虑也无可厚非。
    其次是作者本人可能亦认为这四部作品代表了自己最新的写作和思考立场。除《周渔的火车》，另外三部作品无一例外都带有强烈的宗教化痕迹，并凸显了作者对所谓“正面价值”的探讨和情节架构。
    编选意图的揣测是多余的，但笔者还是对文集中没有收纳作者早期一些甚至可列入新时期先锋文学代表的作品略感遗憾。
    这就又回到了本文最初的命题：宗教因素的介入，对作家转型后的写作，究竟是否构成了正面推动？
    对此，笔者的基本判断是，对北村而言，这种转型即使没有构成负面影响，也没有从任何意义上正面推高其写作价值——小说仅仅从一个底座平移到了另一个底座。
    甚至，还可以进一步判断，这种转型可能还最终伤害了作者的写作，尤其在作者转型的早期。
    记得1990年代后期的某天，在某文学刊物上看到一部署名“北村”的小说，内容大体是关于一名女性如何从纯洁少女堕落为娼妓，进而在卖淫场所偶遇对其始乱终弃的初恋男友的故事。
    令人震惊的是，小说通篇文字之粗糙、情节之庸俗几乎到了触目惊心的程度。一度怀疑这样一部接近地摊文学的作品究竟是否出自北村之手，但后来又基本否定了这种猜测，因为这本刊物基本还是比较严肃的，因此也基本可以相信编辑的水准，尤其对北村这样一位令人尊敬的作家，编辑基本不会故意鱼目混珠。
    这次不幸的阅读经历，使笔者当时不得不作出这样的判断：今后基本可以不用再读北村了。
    好在，基本的写作天分再加上基本的思考能力，北村后来的写作又回到了正轨，至少，文集中入选的四部作品还是保证了基本的写作水准。只是遗憾的是，回到正轨并不等于超越。笔者总是善意地假定，北村是应该能写出更好的作品的。
    值得注意的是，本次文集入选的几乎均是作者2003年，“开始以理想主义和正面价值为创作目标”进而进一步转型后的作品。几乎可以认定，最终对作者写作构成伤害的，可能恰恰是这种对所谓“正面价值”的过度表达和宣泄。
    以《愤怒》为例，作品虚构了李百义（其人名似乎就充满了启示录意味）这样一个出身贫苦、人生跌宕起伏、一生在犯罪与救赎之间充满了纠结的人物的故事。
    然而，看完全书，基本可以断定这样一个人物根本不可能在中国现实社会中出现。试想，一个出身农村、没有任何强盗人格基础的普通小人物，何以能在如此短暂的时间内崛起为一个飞天大盗，甚至神话般地在一座现代大城市里纠结出一股“替天行道”、充满正义感的黑势力团伙？
    人物逃亡后的再次隐身发迹，也显得过于轻而易举，几乎是随心所欲、心想事成，或许这根本就不是人物而仅仅是作者本人“合逻辑”的心想事成。
    更要命的是，小说后半部分，李百义毅然自首从而完成自我救赎的过程中，何以李百义本人及周围的人物（朋友、义女等），都能表现出那么强烈的宗教情怀，并最终作出合宗教逻辑的行动选择？
    显然，这一切都不可能发生在现实的中国社会（事实上，书中还有不少细节看上去是不可信的），当然，小说在整个情节的推动过程中，伴随了大量针对中国社会现实的真实描述，如血汗工厂、野蛮遣返制度等等，但如果小说底座或根基整体与现实割裂，并在非现实的逻辑基础上展开，这样的描写及伴之而来的人道批判，即便再多、再真实，也无济于事。
    作品一旦失去了真实，就失去了真正打动人心的力量，尤其是一部旨在针对现实的作品。
    就《愤怒》这部作品而言，作者宣教的意味太重，作者也太过急于表达自己对“正面价值”的思考和立场，而表达的泛滥最终削弱了思考的力量。
    毫无疑问，北村所有宗教化的小说叙事，几乎都存在这样的问题，这就似乎给我们提供了这样一条警示：宗教思考不能替代写作，正面价值不应覆盖现实——即愤怒最终是不能被粉饰的，即便以宗教、道义的名义粉饰。
    我们可以尽可能相信，作者是有雄心写出一部中国的《复活》的，但北村的实践证明，单一宗教激情和思考冲动下的写作基本是失败的，至少不是特别成功。（作者为本报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