切尔诺贝利·核灾·25年

华夏时报（www.chinatimes.net.cn）记者 陈相乐 北京报道

切尔诺贝利，一个非常知名却已是满目荒凉的地方。
很长一段时间里，它一直都是苏联人民的骄傲，因为这里有前苏联时期在乌克兰境内修建的第一座核电站，一座曾经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安全、最可靠的核能发电站。
然而，1986年4月26日凌晨的一声巨响却将这个神话彻底击碎。从那一天起，除了极少数科学家和医学研究人员外，很少有人会再把这里设定为行程的目的地。切尔诺贝利，成了名副其实的“生命禁区”。
2011年4月26日，在日本核事故发生一个多月后，世界也迎来了切尔诺贝利核事故25周年纪念日。对于曾经遭受过那场灾难的国家，尤其是乌克兰、白俄罗斯和俄罗斯三个重灾国，人们不得不又一次将那场发生于25年前的噩梦重新忆起。

25年前，噩梦开始……

   1986年4月25日深夜，约立·科瑞瓦如往常一样来到核电厂。这晚，接到来自莫斯科的指示，包括他在内的100多名工人要对4号核反应堆做一项安全检测。
    零点刚过，也就是26日凌晨1点23分，操作员按计划关掉了汽轮机，测试工作正式开始。就在这时，控制室内响起了警报声，高温开始毁坏反应堆的堆芯，情况失控。空气仿佛静止了一般，所有人不知道接下来将会发生什么。
核电站爆炸，生命倒计时
    1点24分，灾难最终还是降临了。
    一道红光从核电站上空闪过，紧接着，传来了一声沉闷的爆炸轰响。一条30多米高的火焰将反应堆1200吨的钢顶掀开，8吨重的放射性燃料瞬间被抛向夜空，直冲云霄。2000℃的高温火球迅速烧毁了机房，粗大的钢架也被融化。人类和平利用核能史上一次空前的巨大灾难爆发了。
    “我呆站在那里看着熊熊火焰，火焰灼伤了我的眼睛。”约立回忆说。爆炸发生直接导致2名工人当场死亡。约立一直工作在最前线，只是一小会儿的工夫，他们就觉得身体已经非常虚弱。直到最后救护车将他带走，他遭受到了严重的核辐射，以至于未来的岁月里，他只能静静地等待身体里这颗定时炸弹的随时爆发。
    爆炸发生后，整个4号反应堆成为一片火海，待命在附近的消防员接到命令立即赶往救援现场。然而，他们只是以为正在完成一场普通的救灾，并没有意识到这里的辐射将会给自己带来多么巨大的灾难。
    消防员义无反顾地冲进火海，短短几秒钟后，伽马射线开始侵袭他们的五脏六腑，大约每隔半分钟他们就要呕吐一次，逐渐感到头晕目眩。凌晨5点，大火终于被扑灭了。然而，消防员们却遭遇到了过量的辐射。当时受辐射死亡的30多人中至少有6名是消防队员，而其他幸存下来的大多数人都患上了急性放射综合症。皮肤脱落，生疮化脓，心力衰竭，多个器官受损。有些人面目全非，惨不忍睹。
    切尔诺贝利，成了无数人噩梦开始的地方。
迟来的撤离，这一别就是永远
    普里皮亚季，切尔诺贝利核电站3公里外一个5万人的卫星城。这里是核电站工人和家属们的生活区，也是前苏联众多科学家向往的城市。
    然而，这种向往却在这场核事故后彻底消失。
    4月26日上午10点半，核泄漏已经有9个小时。大家只是隐约知道夜里的时候核电站发生了一场爆炸，没有人意识到自己也将成为这场事故的受灾者。
    克伦班亚克上校当时负责在城里测量辐射指数，刚过中午，辐射数达到0.2伦琴，是正常值的1.5万倍。按照这样的速度，几天之内，这里的居民就会吸收达到致命量的辐射。下午左右，装甲车和戴着防毒口罩的军人陆续在街头上出现，一种焦虑不安便逐渐开始扩散。然而，政府并没有立即将居民撤离，只是向居民发出关上窗户留在室内的指示。
    终于，4月27日下午2点后，军方宣布彻底疏散普里皮亚季以及核电厂周围30公里范围内的居民。15公里长的车队浩浩荡荡地停靠在小城通往外界的道路上。
    为了避免引起恐慌，政府没有透露疏散原因，而是告诉大家很快就将返回，不许带多余的家当离开。许多居民也都以为这次离开只是暂时的，然而，他们却再也没有回去过。孩子们告别了这里的玩具，学生们告别了这里的校园，大人们告别了这里的车子和房子。这一别，就是永远。
    与撤离居民同样重要的还有救援。
    前苏联军方一共投入了1000多台军用直升机、运输车、消防车和救护车进行救援和善后，这些车辆随后因为巨大的辐射而全部报废，至今它们依旧还停留在核电站附近，宛若“车辆墓地”一般。没有人敢靠近它们，因为即便是经过25年的风吹雨洗，它们身上依旧残留着巨大的核辐射。
    政府先后动员80万人参加了核污染清理工作。几个月后，一座钢筋混凝土构筑的巨大“石棺”建成，4号反应堆被密封起来。也正是这些清理大军拯救了整个欧洲，假如他们不尽职尽责，4号反应堆的大火就会蔓延到其他3个反应堆，这会给欧洲酿成毁灭性的灾难。

凤凰卫视主持人陈晓楠：
5年前，与核辐射面对面!

    2006年，也就是切尔诺贝利核事故20周年的时候，凤凰卫视《冷暖人生》、《中国记忆》的主持人陈晓楠走进了切尔诺贝利。面对无形的辐射，她说那是她第一次感觉到原来危险就离自己那么近。5年后，再次回忆起当时的情景，留给她印象最深刻的便是“那里的人”——那些从切尔诺贝利搬离出来，或者搬离出来后再次返回的那些最普通的人。
那里的寂静，震耳欲聋
    《华夏时报》：怎么会想到要真正探访一下切尔诺贝利？
    陈晓楠：知道这个选题后，我就搜了一些关于切尔诺贝利的资料，偶尔看到有当地一个女摄影师拍摄的照片。她在禁区里拍了特别多的照片，尤其是她拍那个叫“鬼城”的普里皮亚季，我觉得特别震撼。因为它像是20年前某一刻的生活定格在那儿了——窗户打开着，晾衣服的杆上还晾着衣服，地上都是玩具，黑板上写着字说明天要干什么……此外，她还拍了禁区里另外的一些东西，比如说禁区里很多很荒芜的场景等等，她用“震耳欲聋的寂静”这句话来形容那种场景。就是这样一个东西深深地触动了我，让我特别想去那个地方。
    《华夏时报》：在准备去切尔诺贝利的时候，有没有一些担心？会做相关的防护措施吗？
    陈晓楠：其实说实话，去的时候，知道的不是特别多，也不知道去问谁，还是会有些担心。就觉得到了那儿会有一些人跟我们讲，或者给我们发一些专业设备什么的。但是，让我觉得特别意外的是，陪同我们进去的新闻官也没穿什么防辐射的服装，即使每天在里面要走好多趟。他们对这个事儿表现得非常轻松、平常，气定神闲。或许，是因为他们有经验吧。
禁区里，犹如置身战场
    《华夏时报》：在禁区里，你看到的景象是什么样的？
    陈晓楠：以前有人形容，说因为辐射的缘故，里面的一些东西会长得出奇地大，比如我记得有人说里面的老鼠长得和猪似的那么大。但是，我们没有看到那种特别诡异的景观。
    不过，毕竟20年没有人在那里生活过了，所以里面的植物都在野蛮生长。比如“鬼城”普里皮亚季，爬藤都爬到楼上，给我的感觉就是，这里是一个生命撤离了，被原本在这儿的植物、动物占领的地方。此外，因为盖在反应堆外面的“石棺”有了裂缝，还有很多工人轮着班在那儿修理裂缝。
    《华夏时报》：当时还有工人在核电站工作？
    陈晓楠：有的，具体有多少工人我也忘记了，记得好像是2000人吧。发生爆炸后的核电站就像一个巨大的毒瘤，你不可能把它拆了，也不可能把它炸毁了，它就永远会在那儿，你只能是盖一个很严实的“石棺”。如果它有裂缝的话，你要赶紧去补。其实那些坚持工作的人应该是有危险的，因为我们的车远远地能看见“石棺”的时候，辐射表指数就已经上去了。车子行驶到了核电厂的时候，我以核电厂为背景，像打仗一样，拍了有生以来最快的一次串场。这其中绝对不能错，一遍说完了就赶快跑。
    《华夏时报》：这样的工作场景很不一样吧？
    陈晓楠：其实周围什么都没有，但自己就是犹如置身战场的感觉。真的，我当时有一个感觉记得特别清楚：我们去的时候是一个风和日丽的天气，非常舒服。而且，路边都是野生植物，这条30公里的路因为没有人走，所以很畅顺。尤其是和风吹来，阳光再一照，特美。加上辐射这个东西你也看不见摸不着，你一点儿感觉都没有，所以一路上像春游似的，不觉得是一个危险的地方。但在核电厂前面拍摄的时候，却有了很大的反差感。我在那儿说话的时候其实心里狂跳，特别紧张，可其实周围那种自然环境却是那么的和煦，反差太大了。
这里的人
“有一种活下去的力量”
    《华夏时报》：那些搬离禁区的人，他们现在怎么样？
    陈晓楠：我觉得这些人的心里肯定多少是会有阴影的，比如说从普里皮亚季搬出来的人，政府给他们在首都基辅建了一些集中的小区，让他们住在那里。这些小区里一般都会有一个像小医院似的那种机构，因为可能这些人里面，他们的孩子畸形率还是比较高的。我记得我看到一个多动症的小孩儿，印象特别深。那个孩子一会儿都不能停下，他没法一秒钟盯着人看，他必须得脑袋四处乱转，他自己也控制不了自己，所以你跟他讲话，他可能有反应，但是他的动作是一直在动的，他很痛苦，他的妈妈更加痛苦。他妈妈说，不知道怎么能把他养大。
    《华夏时报》：你也采访了一些返回禁区居住的人，他们为何会返回来居住？不怕辐射吗？
    陈晓楠：一个叫玛莉亚的老人让我印象特别深。
    当时，我们只知道有一些人回来住了，新闻官说咱们去碰一碰，结果真的就碰到这个屋里有人。老人长得胖胖的，特别像我印象中的乌克兰老太太。一进来，她就一下子把我的手抓住了，她的手特别宽大厚实，特别温暖，不知道为什么有一种一见如故的感觉。我就问她，几个人在这里住，她说一个人在这儿住，我当时其实特别吃惊，没想到她是独居的状况，毕竟她已经七八十岁了。
    因为我不知道她一个人怎么生活，她就带我去看院子里的那小片地儿，她说自己吃一点儿种一点儿，慢慢来。之后，问起她的家人，她就回屋去取了两张照片，那是他两个儿子的照片，他们都是核电厂的工人，四五十岁就死了。她不是特别愿意说和切尔诺贝利有关的事情，特无奈地在那儿笑。后来，我挺后悔的，我问她“你应该挺想他们的”，她突然一下子就哭了起来。之前的时候，她一直都是那种特宽厚的笑，是一个特别开朗的人。没想到，这个母亲谈到儿子的时候突然一下子开始哭了。我有点儿手足无措，赶快拉着她的手。
    《华夏时报》：两个儿子的离去或许触动了老人悲痛的记忆吧。
    陈晓楠：是的。核辐射有的时候是一种特别巨大的心理阴影，但是这事儿如果你不去想它（心理上就没那么沉重），尤其到她这个年纪，她已经特别坦然了，所以到最后我就问她“你觉得切尔诺贝利是个什么样的地方”，她说“我觉得这个地方有两条小河，特别好。这是我的家乡，我从哪儿开始的，我就从哪儿结束”。
    后来，我在解说词里就说，她可能没有说出什么，她也没有特别大的哲学理论，但是她的生活就是一个哲学，她就是一个思想家，她用她的身体力行践行了自己的思想——我从哪里来的，就从哪里结束。
    其实就是因为这样一个事件，硬生生地把一些人和那个土地分离了，也硬生生地在他们的生活里打下这么一个你们永远没法拿走的阴影。
    但是，人总要找自己的方式活下去，无论是那个多动症孩子的妈妈还是那个玛莉亚老太太，就是必须要活下去，都有一种活下去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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