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反通胀
贺江兵
国际上、教科书上最有效的反通胀货币工具是加息,但是,这招在中国基本没用,甚至会起到反作用。这是为什么?
在中国就货币政策而言,什么是最有效的方式?加息对于反通胀是无足轻重的,某种程度上说,加息反而会加剧通胀。在中国,反通胀最有效的方式有两种:提高存款准备金率和更换商业银行高管——另类的变异的窗口指导。其他,纯属痴人说梦缘木求鱼。
当存款准备金率达到23%以上;接下来,会用的工具是换人、处分行长。可以预见,当提高准备金率失灵后,央行或更高层会更换一批放贷过猛的商业银行董事长或行长(甚至不排除更换监管不力的监管者),利用货币工具反通胀才算用到极致,货币政策反通胀才会有效。
或许,上述两种方式会并用。今年该有更换、处罚董事长或行长的动作。
从抢盐说起
则价格工具不管用
3月16日晚,从江浙那边传出消息,说什么碘盐能够抗核辐射,尽管懂常识的人都认为这不靠谱,这个且不论,单说这次事件的后果:3月17日,很多城市都发生了盐荒,每斤2.9元的食盐被“极少数”小商贩炒到了30元,还是被抢购一空。
18日,中国盐业总公司加大对市场的供应,换言之,你愿意买多少,并且不加价,都能买到,还是每斤2.9元,加之谣言被戳穿,抢购潮消退。
19日,市场出现了退盐潮。
在出现核辐射的日本,并未出现抢购食盐和碘片的情况。
这就是中国特色,尽管专家们有很多解释,但是,唯一的一点是:在中国,经济、金融问题,决不能用中、西方的教科书来解决问题,否则,会适得其反。
回到货币政策层面,也许会很枯燥,道理似乎会类似。
在中国价格工具很多时候是没用的,食盐只是最近最明显的一个例子而已。货币政策亦然。如果价格工具有用,央行决不至于一再提高存款准备金率至20%,我估计还有提的可能。
存款准备金率提高,商业银行可用的资金就会减少,这是常识,西方国家一般不用这一工具。但是,在中国这是央行常用的工具。
为何价格工具失灵?
假如,3月18日,中国政府或者说中国盐业总公司不增加供应,只是把食盐的价格上调,19日,抢购风绝对会继续。后果会不堪设想。不少人爱走极端,聪明过头,当房价持续上涨的时候,甚至会举债大举购买房地产,永远买涨不买跌。股票也是,2007年10月的6124点到2008年的10月的1664点,政府调控没用,只有加大新股供给数量、减少货币供应了股市才会跌;反之股市涨。
加息无用
提准备金率是正道
尽管,低利率对存款人很不公正,由于在中国存款的人多是中低收入者,而获得贷款的人往往是央企和大中国企、特殊身份的富裕阶层,低利率扮演的是杀贫济富的角色。
但是,由于输入性通胀压力很大,2009年和2010年银监会管理商业银行新增贷款期间,银行新增贷款高达18万亿,相当于正常年景的6年新增贷款的总额,内外合流,中国反通胀压力史无前例。当前,反通胀是我国经济生活的头等大事,央行反通胀压力亦是前所未有。
在这种压力之下,央行自然会选择最有效的反通胀工具。
那就是提高存款准备金率,在央行最近一次提高存款准备金率前一周,本人曾撰文支持央行提高存款准备金率(详见3月11日《华夏时报》《提准备金率是央行强迫银行“从良”》),那篇文章主要从央行保护商业银行信贷资产安全角度分析,提高存款准备金率的重要性,也顺带简要分析了,在中国加息不能抑制通胀。
那篇文章中提道:“如果存贷款利率同时上调,银行息差收益反而会扩大,这反而会刺激银行放贷。”
这两年的通胀内部原因是,2009和2010年贷款投放过多引起的。
2011年,央行收回对商业银行贷款管控权之后,从源头遏制通胀,就得减少商业银行放贷冲动和能力。
因为,中国的商业银行都是公司、企业,追求利润最大化是其最大目标。五大国有商业银行都已上市,利润和分红亦是这些企业高管不得不考虑的巨大压力。
央行显然不指望这些银行家“流淌着道德的血液”。
提高存款准备金率在减少货币供应量上有两个方面的好处,第一,减少新增贷款,可以减少很多派生存款。派生存款指银行由发放贷款而创造出的存款。
第二,提高存款准备金率可以抑制货币乘数,这是央行可以直接控制的工具。乘数是指货币供给量对基础货币的倍数关系。在货币供给过程中,央行的初始货币提供量与社会货币最终形成量之间客观存在着数倍扩张(或收缩)的效果或反应,这即所谓的乘数效应。货币乘数主要由通货—存款比率和准备—存款比率决定。
减少了货币乘数和派生存款就直接减少了货币供给,M2就会减少,通胀的货币原因就可以从根本上消除。
猛药副作用大
银行改变考核是关键
提高存款准备金率是服猛药,但绝非良药。提高存款准备金率的副作用是显而易见的:商业银行的存款转存到央行,央行是得付成本的,央行对商业银行要支付存款准备金率1.62%,这需要财政买单。
现在,如果再提存款准备金率对商业银行已失去震慑力,对于城市商业银行而言,有出现崩溃的可能性。
由于央行提高存款准备金率是不对称的,就有不公平竞争的嫌疑。从央行提供的数据显示:农村信用社存款准备金率大约是14%,而大型国有商业银行存款准备金率是20%,如果都是在县域竞争,大型国有商业银行显然处于竞争的劣势。
这时候,央行可以考虑的第二个有效的手段是处罚、更换商业银行董事长或行长,杀鸡儆猴或杀猴儆鸡,甚至鸡猴齐杀。也许这会被称为行政调控,其实,这是中国式的“窗口指导”,不换思想就换人。为什么那么多调控房价的措施都不管用,直到把房价直接与省长、市长职务升迁挂钩后,房价开始下跌?对于尚未彻底转型的大型商业银行高管来说,帽子比道德重要。
其实,这招央行在金融危机前用过,2007年,某大型国有商业银行抵制央行宏观调控被央行副行长替代,详见本人当时文章。
第三个手段,央行需要银监会配合,改变商业银行考核体系和机制,商业银行对存贷款规模考核、利润考核为主,应该彻底改变成考核对中小企业贷款、对“三农”贷款考核、中间业务考核、金融创新、科技创新等。
通胀不下去,央行什么招都会用。在人民币升值都不能抑制通胀的情况下,行政手段必定会用。不信,等着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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