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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阳后发赶超——践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调研记【地方篇】

作者:经济日报

来源:中国经济网

发布时间:2022-07-20 15:08:38

摘要:“十三五”期间,贵州省数字经济增速连续五年位居全国第一,贵阳市数字经济增加值达到1649亿元,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38.2%,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2015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贵州考察时表示,希望贵州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守住发展和生态两条底线,培植后发优势,奋力后发赶超,走出一条有别于东部、不同于西部其他省份的发展新路。今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再次来到贵州考察并殷切嘱托,希望贵州在新时代西部大开发上闯新路,在乡村振兴上开新局,在实施数字经济战略上抢新机,在生态文明建设上出新绩,努力开创百姓富、生态美的多彩贵州新未来。

  贵州很大,群山莽莽。

  千百年来,大山阻挡了黔贵儿女的脚步与梦想。“连峰际天、飞鸟不通”的地理环境,让“闭塞”“落后”成为贵州最刺眼的标签。

  贵阳很小,开门见山。

  虽为省会城市,却长期处于欠开发、欠开放的状态,“生态上山清水秀,经济上一穷二白”曾是其真实写照。

  党的十八大以来尤其是近五年来,贵阳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坚持一系列创新性探索,以大数据为引领,实现了从“风生水起”到“落地生根”再到“集聚成势”的精彩“三级跳”,逐步走出了一条有别于东部、不同于西部其他省份的后发地区高质量发展新路。

  关山飞渡,“黔”程锦绣。

  “十三五”期间,贵州省数字经济增速连续五年位居全国第一,贵阳市数字经济增加值达到1649亿元,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38.2%,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十三五”期间,贵阳年均经济增速达9%,在全国省会城市中名列前茅。2020年,贵阳市地区生产总值增长5%,达到4311.65亿元,五年跨越2个千亿级台阶,人均地区生产总值突破1.2万美元。

  “十三五”期间,贵阳森林覆盖率提高到55%,环境空气质量优良率提高到98.9%,全市公园总数达到1025个,“千园之城”让“爽爽贵阳”更添魅力。

  这是一条不同寻常的创新之路。牢牢守好两条底线,运用辩证思维和方法论谋划高质量发展,在多个领域创造出令人刮目的“贵阳模式”,贵阳是如何做到的?

  这是一条抢抓机遇的赶超之路。从偏居西南的“经济洼地”到领先全国的“中国数谷”的蝶变,贵阳做对了什么?

  快与慢:既“赶”又“转”

  作为省会,贵阳发展快则贵州发展快,贵阳实力强则贵州实力强。既要绿水青山也要金山银山,“两条底线”都要守牢,“两座山”都要建设好,贵阳重任在肩、责无旁贷。

  “贵阳要实现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面临着既要‘赶’又要‘转’的双重任务,要在路径选择、生态环境、资源禀赋、区位条件等方面培植后发优势。”在贵阳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研究院党委书记、执行院长宋青看来,只要思路对、路径准,因地制宜选择好发展理念,贵阳乃至贵州完全能够实现发展与生态、富裕与美丽的双赢。

  在没有可借鉴范本的情况下,贵州依托自然环境和能源资源的先天优势,“无”中生“有”,抢先站上大数据的风口,走上了一条绿色崛起的高质量发展之路。2014年,贵州先行先试、领先领跑,出台加快大数据产业发展应用的若干政策意见,编制了大数据产业发展应用规划纲要(2014-2020年),在北京举行贵州·北京大数据产业发展推介会,开启了大数据的元年。2016年,贵州省获批成为我国首个国家级大数据综合试验区。

  大数据产业发展之初,贵阳也遭遇了诸多质疑:不沿江、不沿边、不沿海的“三不沿”城市,凭什么发展最前沿的大数据?拿什么来吸引和培育人才、市场、产业等大数据发展要素?即便站上了风口,贵阳的大数据产业会不会是“一阵风”,能不能可持续?

  客观上看,贵阳发展大数据产业是有先天优势的,年平均气温15℃,空气质量优良率多年保持98%以上,地质结构稳定,灾害风险低,降水充沛,电力充足等,都十分符合大数据产业发展的要求。

  “更重要的是,在其他城市甚至是发展大数据条件更好的城市还在观望时,贵阳就毅然决然地把大数据上升到战略高度。”宋青说,贵阳选择知难而进并取得成功,最重要的一条经验就是抢抓机遇、抢占先机,干了别人没有干和别人认为贵阳干不了的事。

  “贵州发展大数据确实有道理。”2015年6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贵阳考察大数据产业时,对于当地以发展大数据为突破口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探索给予了肯定。

  贵在一个“抢”字,重在一个“干”字,贵阳的这一抉择,后来被称为“城市的觉醒”。事实证明,选择大数据产业不仅是贵阳破除“富饶的贫困”这一悖论的关键一招,也是贵阳后发赶超的“惊险一跃”。

  ——2015年,举办全球首个以大数据为主题的博览会“数博会”、建成全国首个大数据交易所;

  ——2016年,获批全国首个国家大数据工程实验室——提升政府治理能力大数据应用技术国家工程实验室;

  ——2017年,成为首个国家大数据及网络安全示范试点城市;

  ——2018年,建成全国首个国家大数据安全靶场、颁布我国大数据安全保护层面首部地方性法规《贵阳市大数据安全管理条例》;

  ——2019年,贵阳市信息技术服务产业集群被纳入国家首批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

  ——2020年,贵阳获批国家信息消费示范城市、发布全球首部多语种大数据专业工具书《数典》……

  大数据“智慧树”在绿水青山间已蔚然成林。“十三五”期间,贵州省数字经济增速连续5年位居全国第一,贵阳市规模以上大数据企业达到117个,数字经济增加值达到1649亿元。贵阳市政府数据开放平台在“中国开放数林指数”评估中连续4年全国领先,在全球30个重要城市开放数据指数中位列第六。以每年一届的“数博会”为窗口,大数据成为世界认识贵州和贵阳的一张新名片。华为、苹果、阿里巴巴、腾讯、京东、富士康等数百家知名企业项目相继落户贵阳,满帮集团、朗玛信息、易鲸捷、白山云等一批本土大数据企业茁壮成长。在大数据引擎的强劲带动下,贵阳经济实力大幅跃升。

  “总书记的指引就是我们前进的方向。”在贵州省委常委、贵阳市委书记、贵安新区党工委书记赵德明看来,从2015年习近平总书记视察贵州提出“走”新路,到今年2月总书记再次视察贵州时强调“闯”新路,一字之变,饱含着习近平总书记对贵州的深厚关爱和殷切期待。贵阳必须进一步解放思想、更新观念、改革创新、锐意进取,加快补齐发展短板。

  尽管大数据让贵阳在某些领域实现了换道超车,但从“一枝独秀”到“满园春色”仍需付出艰苦努力。

  比如,大数据发展基础差、市场弱、人才缺等难题依然存在;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的速度和深度仍有待提高;先进制造业的支撑作用不足,经济发展的规模效应还未能有效显现和形成;城市功能配套不全,精细化管理水平不高,优质公共资源供给不足等。

  “作为省会城市,最弱的还是实体经济。”贵州省政协副主席、贵阳市市长、贵安新区管委会主任陈晏“自揭家底”:2019年,贵阳规模以上工业企业790多户,产值在1亿元以下的占整个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84%,对工业总产值的贡献率只有6.7%。

  为此,贵阳市向中高端制造发力,狠抓先进装备制造业、中高端消费品制造业等六大新产业和汽车、生态食品等骨干重点产业链,清晰绘制骨干重点产业链“全景图”“现状图”“招商图”,大力培育新支柱产业和新增长点。同时,持续实施“千企改造”工程和“万企融合”行动,推动传统企业转型升级。

  危与机:识变求变

  虽然抢先进入了大数据“蓝海”,但当贵阳与东部发达地区站上同一个赛道,曾经的“抢先机”能否变成持续的“抢新机”?面对后来者的发力和追赶,贵阳是否能在千帆竞发中继续勇立潮头?

  借助交通基础设施建设,贵阳一举从过去的“西部腹地”跃升为“西部枢纽”,但便捷的交通为要素资源加速流入创造条件的同时,也让贵阳乃至整个贵州面临着周边省份的“虹吸效应”,如果不能有效增强城市吸引力,贵阳极有可能再次坐失良机,陷入被动。

  同时,与日新月异的城市建设相比,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有没有相应提升,优良生态环境这个最大的发展优势和竞争优势能不能一直守住,也是摆在贵阳面前不可回避的问题。

  贵阳清醒地认识到:贵阳虽然实现了经济社会的跨越式发展,但与习近平总书记视察贵州时讲话精神的要求相比,与贵阳在全省经济高质量发展中的使命担当相比,与其他省会城市和兄弟市(州)竞相提速发展的态势相比,仍然有不小的差距。

  与此同时,西部各大城市间你追我赶的发展态势,让贵阳有一种坐不住、等不起的危机感、紧迫感。多位接受采访的干部直言“如芒在背、坐立难安”,越来越感到“压力山大”。

  虽然贵阳大数据发展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大数据产业规模还需要进一步扩大,大数据与实体经济融合有待进一步强化,数据红利有待进一步释放。

  以人才供给为例,贵阳高校数量较少,本土人才较为匮乏,需要引进大量的大数据人才。无论是城市主政者、专家学者还是企业负责人,都深切地表达着对人才的渴望:

  “最大的短板是人才,而在留住人才的所有前置条件里,事业平台是最重要的”;

  “目前贵阳的人才结构整体上还处于中低端,要通过发展中高端产业来吸引中高端人才”;

  “产业集聚度提高,市场更加活跃,人才的素质也会随之提升”。

  主动识变、求变、应变,于危机中育先机、于变局中开新局,这是贵阳面对挑战的方法论。

  瞄准制约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短板和突出问题,贵阳提出加快发展数据中心集聚区、电子信息制造业、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并把这3个产业打造成为千亿级产业集群,以此作为推动数字经济升级突破的重要抓手,全面提升面向全国的算力服务、交易服务、安全服务和人才服务能力。贵阳的目标是,2021年力争数字经济增加值突破1800亿元;到2025年,数字经济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超过45%,大数据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发展水平指数达到60。

  “数据不流通,就不能变成财富。客观来讲,我们对数据价值的挖掘利用才刚刚开始。”赵德明形象地将贵阳比喻为“大数据信息流时代的码头”——贵阳大数据要实现从“货栈”“仓储”“加工”到“商贸”的转变,打造更加丰富的大数据应用场景,加快大数据与各行业深度融合。

  数据安全不安全,直接影响大数据产业的可持续发展。在贵阳大数据安全靶场内采访,记者看到,一场场没有硝烟的“对战”正在网络空间进行着。

  “很多企业并不知道自己的数据安全情况。在一次实网检测中,我们团队用了很短时间就进入了某银行的存储数据库,数据安全的重要性可想而知。”贵州数安汇大数据产业发展有限公司战略发展部部长胡宇霆说,贵阳建立了全国首个“大数据安全靶场”,首创了常态化实战攻防演练机制,助力城市及企事业单位排查网络安全漏洞。

  这是贵阳大数据产业又一个领先全国的新亮点。目前,贵阳已探索出实网攻防的“贵阳模式”,并依托大数据安全靶场建成了全国首个大数据安全产业示范区,未来这里有望形成极具潜力的数据安全产业集群。

  2020年,面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贵阳没有停步,而是以创新思路化危为机,举办了“永不落幕的数博会”。从线下转到云端,“数博会”的吸引力不仅没有减弱,反而给参会者带来了全新的体验,合作交流延伸到了更广的空间和更长的时间。据统计,“数博会”海外传播覆盖11个语种、200多个国家和地区,全网阅读量超过48亿次,成为历时最长、成果最丰富的一届数博会。

  众多贵阳大数据企业也在疫情大考前抢抓机遇,实现了逆势增长。2016年成立的贵阳数据宝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从事国有资产增值运营的服务商,其开发的认证宝、画像宝等产品在疫情期间需求量猛增。“传统业务转型线上,离不开大数据的支撑,未来我们的业务范围还将继续扩展。”数据宝公司副总裁高培德告诉记者,2020年公司销售收入较2019年翻了一番,今年预计仍将继续快速增长。

  据统计,2020年贵阳市规模以上互联网和相关、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企业营收149.1亿元,同比增长50.1%,是涉及GDP核算的8个服务业中增长幅度最大的行业;累计建设5G基站8006个,占贵州省建成数的近四成。全市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上云比例超过85%,大数据与实体经济融合指数达51.1。为加强大数据人才培养储备,贵阳今年将进一步加快数字经济人才平台建设,让越来越多的人才选择“贵漂”,成为“贵定”。

  大与小:做强省会

  产业的拓展,离不开城市空间的支撑。

  多年来,地理空间上的限制,一直是贵阳的发展之痛。如果你问出租车司机,他会笑着告诉你,“如果不堵车,由中华路从南到北,不到一支烟的工夫……”

  贵阳很小,小到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不少外省人都近乎忽略了它的存在,贵州、贵阳分不清楚,知名度远不如北部的遵义。贵阳行政区域总面积仅8043平方公里,仅占贵州省的4.56%,在周边省会城市中也是最小的,大约只有长沙的68%、成都的56%、昆明的38%、南宁的36%。

  贵阳的经济体量也长期处于全国省会城市的中下游位置。与国内其他省会城市相比,贵阳市经济总量在全国27个省会城市中排第19位,2014年获批设立的贵安新区在18个国家级新区中也排名靠后。有人估算过,贵州茅台市值最高时比贵阳的经济体量足足高出约2.84万亿元,相当于7.5个贵阳。

  即便在省内,贵阳的首位度也不高。近些年,贵阳经济总量占全省的比重一直在30%以下,2020年仅为24%左右。以这样小的体量要成为带动全省高质量发展的“火车头”“发动机”,颇有“小马拉大车”的意味,有些吃力。

  在陈晏看来,城市应该有合理的规模。贵阳首位度偏低与自身的面积不大、人口规模偏小有很大关系,“人口规模不够,则消费能力难以支撑;城市面积不够,就不能为产业发展提供足够的空间”。

  但作为省会城市,贵阳在全省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要地位不言而喻。2010年,时任贵州省委主要领导同志指出,“贵阳市的发展速度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全省的发展速度,贵阳市的发展能力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全省的发展能力,贵阳市的经济总量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全省的经济总量”。

  另一方面,作为贵州的经济、政治、文化、教育、交通中心,贵阳市提供的公共服务不仅面向贵阳市民,更面向全省群众。全省多数三甲医院、高校集中在贵阳,前往国际国内的航班、高铁也大多从贵阳首发、中转。贵州4500万各族群众对贵阳的发展抱有很高期待。贵州省委书记谌贻琴直言,“贵阳发展得好不好,不仅关系当地居民的幸福感,也关系到全省人民的幸福感”。

  做强省会、做大贵阳,是贵阳当好贵州高质量发展“火车头”的必然选择。

  2020年2月,贵州省委、省政府出台《关于支持贵安新区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按下了贵阳贵安融合发展的“快进键”。《意见》明确提出要促进贵阳市、贵安新区融合发展,要求两地在产业布局、要素配置、城市规划建设、社会管理等方面统一规划、统一建设、统筹管理。早在2019年10月,贵阳市委书记、市长已分别同时担任贵安新区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

  加速融合也是贵阳贵安两地实现高质量发展的迫切需要。经过多年快速发展,贵阳经济社会发展的瓶颈问题日益突出,如土地资源短缺、产业发展空间受限等;贵安新区的用地条件非常好,发展势头迅猛,但作为新区,总体缺少人流、物流、资金流等要素支撑,470平方公里直管区中建成区仅有54平方公里,在由基础设施大建设向生产力大布局、产业大发展、实力大提升阶段的转变过程中,力量不足。

  从城市规模来看,截至2019年年底,贵阳市建成区面积520平方公里,贵安新区直管区规划建设面积470平方公里,两地加起来共990平方公里;贵阳市2019年常住人口497万,加上流动人口有645万,贵安新区常住人口31万。

  “贵阳贵安融合发展,城市建设面积将达到990平方公里,按照每平方公里1万人计算,具备了建设千万级人口城市的条件,为打造经济体量大能级城市,更好地发挥黔中城市群核心区的辐射带动作用提供了支撑。”贵安新区办公室主任张雪蓉说。

  贵阳贵安加快融合发展,两地积极推动资源共享、要素共用、功能互补,将使贵阳的城市资源、城市价值优势与贵安新区的战略空间、政策机制创新优势相互叠加、相得益彰,实现“1+1>2”的聚合效应。

  大交通正在擎起贵阳贵安融合发展大格局。2020年以来,贵阳贵安启动了7条互联互通城市干道建设,市域快铁、有轨电车和轨道交通也在加快推进,城市骨干路网日益扩张,“城市中轴贯通、东西两翼协同、南北双向拓展、组团分步推进”的城市发展格局加快形成。

  贵阳轨道交通3号线一期北京路站,地处贵阳繁华的中心城区,是工程建设重要的节点。地面上车水马龙,地下作业现场却是另外一番景象。长长的坑道尽头,施工人员正在与坚硬的岩石“较力”。施工难度之大,让干了几十年的中铁“老工程们”都感到棘手。

  “为最大程度保证施工安全和质量,我们没有使用传统的爆破施工方式,而是采用暗挖法施工。喀斯特地貌结构复杂,盾构机开不进来,大家就发扬愚公移山精神,一点点地‘啃’掉岩石……”贵阳3号线项目公司负责人费富华说,即便工程难度再大、成本增加再多,也要保质保量完成施工,如期打通贵阳贵安之间的轨道交通大动脉。

  与此同时,贵阳贵安加快推进水网、电网、互联网等互联互通基础设施建设。特别是在新基建方面,两地坚持统一规划、统一布局,对5G建设应用和产业发展进一步优化、统筹推进。目前,贵阳市的10个区县主城区和贵安新区花溪大学城已实现5G网络全覆盖。

  着眼于“强实体”,贵安新区着力发展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制造、现代服务业、文化旅游、大健康等“五大重点产业”,作为贵州新产业发展主战场的贵阳,则主攻先进装备制造、中高端消费品制造、数字产业、新能源、新材料、健康医药等“六大新产业”。贵阳贵安将通过产业跨区域共享合作机制,推动贵阳六城区及4个国家级开发区与贵安新区共建产业园,让“五大重点产业+六大新产业”协同发力,为贵阳贵安做强实体提供更加强劲的动能。

  一个更高能级的贵阳,呼之欲出。

  取与舍:艰难抉择

  “在鱼和熊掌不可兼得的情况下,我们必须懂得机会成本,善于选择,学会扬弃,做到有所为、有所不为。在选择之中,找准方向,创造条件,让绿水青山源源不断地带来金山银山”。

  习近平总书记写在《绿水青山也是金山银山》中的这句话,贵阳广大干群早已熟稔于心。然而,对于家底并不殷实的贵阳来说,要在一系列涉及老百姓吃饭的问题上做出取舍,谈何容易。

  久安曾是贵阳花溪区最富裕的乡镇,煤炭开采历史长达百年,当地群众大多以煤为生,鼎盛时期有大大小小的煤窑400多个,乡财政收入80%以上也都来自煤炭生产。

  黑黝黝的煤炭,让久安人既爱又恨。因为过度采煤,久安的地下水源受到严重污染,山林土层也遭受破坏,山坡道路都被污黑的煤灰所覆盖,矿井废水甚至将下游被称为贵阳“水缸”的阿哈水库染成“黄汤水”,自然生态一度恶化。

  “以前从久安出门需要带两双鞋,一双脏鞋是在乡里的煤灰路上走,走出乡里后再换上一双干净的鞋。”项朝富是土生土长的久安人,退伍回乡后挖过煤也卖过煤,但在简陋煤窑里的日子至今仍令他难以忘记:常年在地下挖煤,生怕哪天下去就再也回不来了,但为了生计不得不硬着头皮开挖,一天下来除了牙齿外浑身上下一片漆黑……

  转机发生在2010年,为了保护下游阿哈水库的水环境,久安乡陆续关停了境内所有煤矿,取而代之的是以茶产业为支点的绿色转型。“十年转型路,一路风雨相伴。在阵痛中,煤山变成了茶山、矿工变成了茶农、黑色变成了绿色,久安也实现了从‘黑色经济’向‘绿色经济’的转型。”久安乡人民政府乡长任海峰说。

  “快来喝杯茶,这是今年我炒制的头批新茶……”作为“黑转绿”的先行者,如今的项朝富已是小有名气的制茶师傅。制茶之余,他还在自家茶园旁经营起了农家乐,开设了茶旅体验项目,日子过得如同他炒制的新茶般有滋有味。

  与阿哈水库一样,同为贵阳“大水缸”的红枫湖也经历了艰难的抉择。红枫湖是贵州最大的高原人工湖泊,随着贵阳城镇化进程加快,红枫湖的功能定位由最初的发电和农灌,转为百万市民的水源地。

  但红枫湖优良的空气质量和优美的自然风光,还是吸引了大量游客。当地群众看准商机,纷纷开起了农家乐。经济收入上去了,但私搭乱建、无序排放等却给红枫湖环境带来了巨大压力。

  从2013年开始,红枫湖所在地政府进行了为期5年的生态移民搬迁工程,红枫湖周边4个村558户2232名群众全部搬出,每天可减少220立方米的生活污水排入,农药化肥每年可减少4.2吨以上。不仅如此,当地还依法拆除了红枫湖保护区内的工业企业和畜禽养殖,彻底还红枫湖一汪清水。

  “守住发展和生态两条底线”,习近平总书记对贵州的重要指示犹在耳畔,这是贵阳市近年来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遵循。绿色理应是贵阳高质量发展的底色,生态文明也应该成为贵阳独特的基因。然而,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差距,让贵阳始终面临着取与舍的抉择,考量着决策者的智慧。

  在贵阳,没有一条河的治理像南明河这样牵动着全体市民的神经。

  作为贵阳人民的“母亲河”,南明河穿城而过,流经全市人口最为密集、商业最为活跃、生产生活最为集中的区域。多年来,南明河治理一直没有停止过,但城市发展带来的污染不断增加,让南明河陷入了“反复治、治反复”的死循环,“久治难长清”的现实与人民群众的期待存在较大差距。

  “南明河水变清一次我们就来报道一次,可究竟什么时候才是个头呢?!”当地一家媒体的发问,让这座城市的管理者们坐不住了。在一届又一届市委市政府的重点工作中,南明河治理年年都是焦点,党代会上提,地方两会上提,党政领导提,职能部门也在提……

  2017年,中央第七环保督察组反馈,“南明河每天大约有40万吨生活污水直排造成南明河等河流水质受到污染”,次年播出的《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警示片》指出,“贵阳大量城市污水长期由水下箱涵经南明河直排乌江……”针对“南明河溢流污染”问题,贵阳市委市政府诚恳接受、照单全收,并以此为契机发起了南明河流域生态治理的攻坚战。

  经多方论证,贵阳市决定在居民集中居住的老城区就地就近新建18座再生水厂,将污水处理能力从2017年的99万吨/日提高到183.58万吨/日,把此前污水处理的“末端兜底”变为“前端减量、沿途分处”。

  “听说要在家门口建污水处理厂,老百姓是一万个不乐意,怕气味大,破坏了景观。”贵阳中节能水务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李文宇坦言,贵阳土地资源本来就异常紧张,老城区更是寸土寸金,这倒逼着我们把污水处理的车间搬到了地下。

  六广门是贵阳最繁华的老中心城区,在地下32米处,记者看到,附近居民区排出的污水经处理后变成新水源,以生态景观用水方式回补到南明河。如今,南明河沿线再生水厂每天可提供生态补水量150余万吨,全年可省下跨域调补水资源5亿余吨。

  “这里不仅创造了‘全国最深全埋式水厂’的纪录,还成为全国首例与商业综合体相结合的污水处理厂,探索出破解中心城区污水治理的‘贵阳模式’。”贵阳市水务局副局长刘楚霞算了一笔账:这一模式有效解决了传统地面厂臭气重、噪声大、防护距离不足等问题,还节省了管网建设、征地等投资约15亿元,节省了建设用地163.5亩,有效提升了污水处理设施综合利用价值,实现了城市生态“负资产”向“正资产”的转变。

  作为“中国数谷”,贵阳还充分运用河湖大数据、“两湖一库”重要水源地监管平台,14座水质在线自动监测站以及遥感、无人机等大数据手段和先进技术,对河道和重要排污口进行精准监管,以切实巩固和提升治理成效。

  数字或许是单薄的,但老百姓的感受却是最真切的。在南明河畔,记者随机采访了一位名叫江流清的市民。这位78岁的退休职工用诗一样的语言描述了他的感受:“过去的黄汤水如今变成了绿幽幽的清流,水清岸美、鸟飞鱼跃的南明河又回来了……”

  还清于河、还美于城,也守住了两江上游生态。对于贵阳来说,“守住发展和生态两条底线”的理念践行得如何,生态文明建设到底有没有成效,南明河就是一把重要的“标尺”。该取的取,持之以恒,滚石上山;该舍的舍,下定决心,壮士断腕。这不仅是一条河的治理,更是一座城市的发展缩影。

  知与行:突破创新

  知者行之始,行者知之成。贵阳干部群众深知,坚持知行合一,就要在实践中接受检验,在行动中体现担当。

  天下之大,黎元为先。千家万户的“菜篮子”,是习近平总书记关心的民生大事。今年2月4日,习近平总书记来到贵阳市观山湖区的合力惠民生鲜超市(阳关店)调研,对这家生鲜超市“坚持保本微利经营,让农民和市民两头都得实惠”的经营理念和模式给予充分肯定。

  “习总书记说我们的运营模式很有特色,一头连着田间地头的农民,一头连着千家万户的市民,体现了合力惠民。实际上,小小‘菜篮子’里装着大民生,这是一条逼出来的创新之路。”贵阳市惠民民生农副产品经营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谢双键说。

  贵阳地处云贵高原腹地,山地多、耕地少,之前由于农产品流通领域存在“政府缺位、菜品自给率低、流通环节过多、市场竞争不充分”等原因,“买菜难、买菜贵”成为长期困扰贵阳市民的民生问题。有调查显示,2015年,与重庆、成都、长沙、南宁、昆明等周边5个省会城市相比,贵阳“菜篮子”的总体价格要高出20%左右,而蔬菜零售环节加价率更是高出27.6%。

  流通环节多,是贵阳菜价贵的主要原因之一。2015年之前,贵阳生鲜农产品流通共有7个环节,同时原有的菜篮子“直补”“短补”等公益惠民模式难以持续,农民“卖菜难”与市民“买菜贵”并存。

  症结找到了,如何化解?贵阳的做法是从供应链入手,建立“基地—市场—终端”公益性农产品流通体系,全力架好农民与市民之间的“桥梁”,全面压减流通环节成本。

  贵阳农产品物流园是贵州省最大的公益性农产品批发市场,也是政府为实现“菜篮子”保供稳价的重要民生工程。贵阳农产品物流发展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唐仪合说,农产品物流园有力带动了全省农产品全流通链条的形成,不仅与合力惠民生鲜等20余个大型商超签订了采购协议,还为全省88个区县设立了扶贫专区、地产菜交易区,主要销售扶贫基地的萝卜、白菜、茄子、韭菜、佛手瓜等产品,推动“黔货出山”。

  当田间地头与百姓餐桌有了更紧密的联系,“农民增收益”与“市民得实惠”就不再是二选一的难题。记者见到宋俊飞时,她刚刚卖完一卡车白菜和菜薹。宋俊飞所在的贵州织金县豪扬农业有限公司兴建了4000多个大棚,除提供务工工资外,每个大棚每年还可以为一个贫困户带去1800元的分红。宋俊飞说,贫困县农产品进入扶贫专区,不仅免进场费、免租金、免保证金,还可以额外获得每吨30元的进场补贴,政府用让利的形式实实在在地降菜价。

  “桥梁”搭起来了,但终端消费的“最后一公里”不打通,整个流通体系就不能顺畅运转。为此,贵阳组建了专门的惠民生鲜超市管理公司,着力构建起建设、运营和监管三大模式,即政府主导、企业主体的政企联合建设模式,政府补贴、企业自营的保本微利运营模式,政府统筹、多方参与的常态长效监管模式。借助三大模式,贵阳已建成投运惠民生鲜超市154个,基本实现城市居民“15分钟便民消费服务圈”的全覆盖。

  “民之所望,正是政之所向。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综合运用了产销对接减环节、门店租金贴补降成本、综合平衡保微利等方法,确保公益惠民作用的持续发挥。”陈晏说。

  更为重要的是,惠民生鲜超市体系的建立,稳定了农产品销售渠道,促进了农民增收,同时又提高了政府对“菜篮子”商品的调控能力,从根本上改变了农贸市场、马路市场长期占据“菜篮子”商品零售的主导地位,起到“四两拨千斤”的作用。

  在合力惠民生鲜超市(阳关店)生鲜区,记者看到,30多种菜品严格执行比周边农贸市场便宜10%到30%的惠民价格。为了让群众吃上低价放心菜,超市还特别设立了“一元蔬菜专区”,白菜、莲花白等菜品常年定价都不超过0.99元。此外,部分猪肉、牛肉、禽蛋、淡水鱼等也纳入惠民商品范畴。

  “在去年疫情最吃紧的时候,贵阳全市的惠民生鲜超市全面执行政府调控,蔬菜、水果、猪肉等民生商品保持菜价稳定。”让谢双键印象深刻的是,去年1月25日至2月23日疫情防控一级响应期间,通过惠民超市投放的平价菜肉商品较以往增加了近1倍,有效保障了市场供给和价格稳定。

  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王阳明的心学正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精华,也是增强中国人文化自信的切入点之一。巧的是,贵阳正是王阳明心学的承载地。500多年前王阳明曾在贵阳修文县龙场“悟道”,并通过“致良知”“亲民”和“知行合一”等以延续道统。

  秉承王阳明知行合一的实干,事上磨练的砥砺,贵阳人深得其“心学”文化精髓。贵阳将继续发扬壮思风飞、敢闯敢拼的奋发精神,苦干实干,后发赶超,准确把握新发展阶段,深入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在高质量发展统揽经济社会发展的全局中,形成更多探索性、创新性、引领性的发展成果。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调研组成员:郑 波 王新伟 顾 阳 熊 丽 吴秉泽,执笔:顾 阳 熊 丽 吴秉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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