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尼女佣经济难脱困境

前段时间，印尼总统佐科表示，在与马来西亚方面讨论印尼外劳问题时感到“羞耻和难过”， “已要求人力资源部起草一个明确的时间表，确保我们会停止将国内妇女输出到海外帮佣”。这被媒体广泛解读为印尼将停止输出女佣。

    印尼人口超过2.48亿，是世界上仅次于中国、印度和美国的第四人口大国。目前，有超过600万印尼人在海外务工，分布在40多个国家和地区，以马来西亚及沙特阿拉伯最多。这些劳工每年汇回国内的款项超过100亿美元，在印尼所有出口创汇行业中仅次于油气产业，其汇款金额最大来源地依次为马来西亚、沙特阿拉伯、中国台湾、中国香港、新加坡和阿联酋。而这些海外劳工中大概64%是女性，她们主要从事女佣这类的家务劳动。此前，菲律宾女佣因为勤劳、温顺、受教育程度高等优点，在国际女佣市场上最为抢手。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些见过世面的菲律宾女佣渐渐染上了“城市病”，失去了淳朴善良的本色。在这种情况下，本分踏实的印尼女佣就有后来居上之势。另外，重男轻女的传统思想、女佣工作一般不需要特别的技能和培训，上手很快，这些都加速了印尼女佣走出国门的步伐。 

但这些女性来到人生地不熟的外国，遭遇到的不仅仅是想家孤独等精神困扰，更有来自无良雇主的骚扰和虐待。而围绕着女佣的人身保护问题，印尼和科威特、沙特、马来西亚等国多次发生外交纠纷。在马来西亚，由于雇主虐待、强暴和克扣女佣工钱等消息接连见诸报端，印尼曾于2009年出台禁令，不许本国人赴马来西亚从事住家帮佣工作，直到2011年底两国就为女佣加薪和打击虐待达成一致后才解除禁令。然而，虽有政府签署的协议，马来西亚的印尼女佣的处境似乎并未好转。近两年，又陆续传出印尼女佣遭马来西亚警察强奸以及遭高官虐待等事件。佐科此行前往马来西亚，一个重要议题就是商讨在马来西亚的印度尼西亚劳工的保护问题。

在中国香港，类似的问题同样存在。2月10日，中国香港法院刚刚对一起虐待印度尼西亚女佣案进行了判决。44岁女被告罗允彤被裁定18项罪名成立，她涉嫌先后虐打三名印尼佣，其中一名印尼佣Erwiana今年1月回国时在印尼机场被发现遍体鳞伤，事件因而被揭发。Erwiana后来回港讲述任职半年多的奴隶生活，指控雇主曾多次使用衣架、尺子等硬物袭击她，并曾将已开启的吸尘机钢管插进她嘴里，又用手抓她的面部，导致她的眼睛、鼻翼、门牙等位置受重伤；她更声称被告曾在冬天脱光她的衣服，用冷水淋身，再用风扇吹其两个小时。事件在中国香港社会引发强烈反响，美国《时代周刊》直指“印尼佣是中国香港的现代奴隶”。

目前，中国香港大概有8万名印尼女佣，她们每月可以挣到4110港元以上的净收入。从法律规定上看，香港对外来女佣的保障还是比较完备的。香港特区政府规定每雇用一名外佣，雇主的家庭收入必须不少于每月15000港元，或雇主拥有金额相当的资产，足以在整个合约期内雇用该名外佣。除了收入要求，雇主还必须能为外佣提供“合适和有合理私隐”的住处、免费膳食（或相应的膳食津贴），工伤补偿保险，以及佣工从原籍到达香港的来回旅费，以及带薪假期和休息日。

    但在现实生活中，虐待女佣的事情还是时常发生。除了一部分雇主个人素质的原因之外，相关的规定也增加了外佣遭强逼劳动和剥削的风险。比如，“两星期规定”要求外佣必须在合约完结后两星期内重新获聘，否则必须离境。可是，一旦离职，要在两个星期内找到工作并不容易，所以下场大多是离境，甚至无法还清来香港时所缴付的中介费或维持家庭生计。因此，一些外佣即使受到剥削也只得哑忍。而“强制留宿规定”要求外佣必须和雇主住在同一屋檐下，不能另行租房，令外佣在生活上没有了隐私，而且容易受隔绝和剥削。以Erwiana一案为例，如果她在外和其他外佣同住或自住，可能会更早被人发现她的处境。

此外，印尼当地的中介盘剥女佣的现象十分严重。这些中介公司大多与本国的领事馆利益密切，获得特许权。根据香港法律规定，中介公司只可收取外佣薪金10%的中介费，但中介公司以培训为名，往往向外佣收取数万元费用。因此，不少外佣来港后的头6至7个月，均需将薪金全部交予中介公司“还债”。Erwiana不敢跟同乡诉苦，却曾经跟介绍工作给她的中介公司投诉，但因为尚未还清“债务”，中介公司拒绝介入斡旋。

    显然，女佣遭剥削虐待，雇主的无良只是表面原因，女佣输出地和输入地的制度漏洞和监管缺失，是更为根本的原因。而佐科作为一个平民总统，早在竞选阶段就把保护海外劳工作为其主张的“自由且积极”外交政策的四个部分之一。上任之后，他下令相关部门废除发放“海外劳工卡”，因为这种卡片常常让海外劳工返国时被海关人员盯上，沦为敲诈的对象。据估计，每天约有400名至500名印尼外劳在返国时遭到军、警及移民官员勒索。佐科要求相关单位严加取缔机场人员非法向海外劳工索贿的情形，否则一律开除，没有任何商量余地。

    可以看出，佐科只是希望加强对海外劳工的保护，停止输出劳工无论对印尼的经济还是社会生活而言，都是不现实的。事实上，佐科在马来西亚访问时已经和马方达成共识，将建立渠道，输出经过正规培训的印尼女佣，并保证她们的权益。马方还同意设立印尼学校，让印尼外劳的子女可在该国接受教育。只是，除了这些努力，印尼当地中介乱象背后的官商勾结问题，可能更为根本。

（作者为资深媒体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