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老课本热的背后

　　华夏时报（www.chinatimes.net.cn）记者 李北辰 北京报道

　　或许连王星自己也不曾想到，他和《读库》合作编辑的一套荟萃民国老课本精华的日历本——《日课2014》，能在十天内将首印的一万套销售殆尽。

　　从2010年开始，作为“民国热”的具体表现之一，民国时期语文教材突然走红民间：由叶圣陶撰写、丰子恺插画的《开明国语课本》重印本，上市后即被迅速抢购一空，其他老课本系列如世界书局《国语读本》、商务《国语教科书》也基本广受好评。

　　七八十年前的儿童语文教材，七八十年后集体畅销，在“民国热”的大背景下，这或许是人们对现行教育制度的抗议。而另一方面，虽然美誉一片，但民国教材和童蒙读物在多大程度上适合这个时代，亦成为更具现实意义的争议话题。

　　老课本的“重生”

　　在《日课2014》里，中学语文教师、编撰者王星最喜欢的一篇课文是《蒙学读本全书》里的《入学歌》：“春风至，杏花红，母命儿，去发蒙，儿勤读书母自喜。弟弟妹妹花下戏，花下不可戏，伤花失母意。”它并未向孩子灌输“为中华崛起而读书”，而是告诉孩子，不认真读书，母亲会难过的。“这些课本是我国新式教育的源头，里面充满教育的温情，是中国人传统文化传承方式之一，其中的人文传统和道德规范更是具有超越历史时间的价值。”王星向《华夏时报》记者表示。

　　除了老课本散发的人文情怀，在王星看来，公众对当下教育失望之余寻求安慰，也是老课本“重生”的原因之一。“近年来我国教育发展进入到一个高原期和瓶颈期，很多人无法解决困扰发展的路径，逐渐开始从新式教育发展的源头去寻求答案。”王星说。

　　来自杭州的语文教师郭初阳，就正在寻找一种新式语文教育。郭初阳1996年开始执教中学语文，后告别体制，与友人共创一家名为“越读馆”的教育机构，独立进行语文教育的探索，他非常欣赏民国课本。“民国课本最迷人的地方是‘立人’——立意高远，意在培养拥有自由思想、独立精神与现代观念的好公民，同时展开平易，从贴近生活处开始。”他告诉《华夏时报》记者。

　　郭初阳把老课本热的很大一部分原因，归结为当前语文教育的缺失。“2010年出版的《救救孩子:小学语文教材批判》明确指出小学语文教材的‘四大缺失’（经典的缺失、儿童视角的缺失、快乐的缺失和事实的缺失），但无论是人教版还是苏教版，都没有重视这些批评意见。语文教材质量也堪忧，今年新修订的七年级上册语文课本（人民教育出版社），被郑州的彭帮怀老师发现了30余处错漏之处，经金水区人民法院立案，11月29日，人民教育出版社刊登《关于人教版语文教材的致歉信》，公开道歉——教材质量，由此可见一斑。”郭初阳说，“另一方面，近年来只要是民国话题无不引起人们兴趣。正如文艺复兴一样，表现为渴慕先前的某个时代，事实上反映了本时代的人们对变革的渴望，对制度更新的呼求。”

　　在郭初阳看来，当下语文教育最大的缺失，是教材使用者并没有选择权。“教师没有选择教材的自由，学生没有选修多种语文课程的自由。普通出版社连选择竞争的机会都没有——教材出版是被极少数几个出版社垄断的，但提供的却是劣质产品：虚假、与生活脱节、缺乏纯正审美趣味的培养、缺乏公民教育。”

　　于是，在不少人看来，离现在最近的民国老课本，很容易简单地被当做“替代者”。

　　不盲目使用老课本

　　与之前一些老课本的直接翻印不同，在《日课2014》中，王星对内容做了筛选，“不厚古薄今，求古为今用”是他的筛选原则。“我们处在一个不同以往的教育阶段，在全民教育的阶段，与精英教育阶段比较，本身就不公平。”王星说，“老课本传播的最大问题是不适合当下的社会环境，课本必须随着时代的进步而不断更替。1898-1949年，我们大概有2000多种语文教科书，足以表明教科书必须不断进步，所以直接盲目地使用这些老课本，那不是进步和改革，反而是倒退。以史为鉴，我们才能走得更远。”郭初阳也告诉本报记者：“随着时代的发展，汉语也有不少更新，教材既有延续经典的功能，也有帮助孩子适应，进入时代的功能，在汉语更新与时代内容方面，民国教材显然有一些局限。”

　　可以肯定的是，无论在语言还是现实层面，民国老课本已与今日需求有较大差距。作家黄集伟曾说：“一味拿民国作文与今天的作文比较没任何意义，现在的小学生不在民国的语境里生活，他们已面临完全不同的信息环境。要写好作文，要让文字真正成为砥砺才华、寄托梦想的工具，民国小学生作文仅仅是参照之一。”

　　时评人陶短房也曾写道：“在今天许多人看来眼睛一亮、清新脱俗的《民国小学生作文》中某些状景、写日常的散文、日记体文，在当年却是近乎‘10月的北京秋高气爽，我们蹦蹦跳跳来到操场’一类的‘大水词’。倘是当年的师生见了，是只会说俗套不会言清新的。时光荏苒，事过境迁，如今回望几十年前的文字，自然与‘时文’不同，这便如今天的人们会觉得黄色军挎包很潮、很时尚，而三十年前这不过是人手一个的大路货……今天的问题就用今天的方法去解决，用今天的头脑去应对，‘民国范儿’的课本再好也是陈年旧物，可做观赏文字，却做不得小学语文课本。”

　　著名学者熊丙奇同样并不认为民国老课本能改变今日中国的教育困境。他曾写道：“要改变我国基础教育的现状，必须推进考试评价制度改革，做到‘教学、招生、考试’分离，让中小学有充分的自主办学空间。这种情况下，学校有权自主选择教材（甚至编写校本教材），教师有自主教育空间，学校的教育会走向个性与多元：一校可根据自己的特点，选择像《开明国语课本》这样的课本，另一校完全可以不选择，选择其他课本，或老师自编课本；教师的教育，也采取适合自己和学生的方式，这才是我国未来教育的方向。”

　　精英编写小学课本

　　但不可否认的是，今日受人尊敬的民国课本，是在一个相对自由的时代背景下的产物，某种意义上，它也是中国新式教育的起点。历史学者傅国涌曾在接受《南方都市报》采访时，回顾了民国老课本的历史。“民国时期最好的教科书其实是1922年胡适等知识分子编的《新学制教科书》，它确立了今天还在沿用的‘六三三学制’，即小学读六年，初中读三年，高中读三年……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开明书店、世界书局这四个出版社，当年基本瓜分了整个教科书市场。政府在很长一个时期都没有插足教科书，甚至没有垄断教科书。1928年后，国民党在编写内容上限制民营出版社，本身并没有限制编写教科书。直至1942年撤到重庆，才建立官办出版社正中书局，开始插手教科书编写……当时民营出版社虽一度受国民党限制，教科书多被要求加入其意识形态，比如增加‘三民主义’，但由于整个社会的独立性强，受意识形态的影响并不深。”

　　事实上，民国时期为小学生编纂语文课本的，很多是像胡适、蔡元培、叶圣陶、丰子恺、竺可桢、陶行知、陈寅恪等文化精英。受今人追捧的《开明国语课本》便是叶圣陶在开明书店老板章锡琛的鼓动下编写的，叶圣陶在《我和儿童文学》一文中说：“在儿童文学方面，我还做过一件比较大的工作。在1932年，我花了整整一年时间，编写了一部《开明小学国语课本》，初小八册，高小四册，一共十二册，四百来篇课文。这四百来篇课文，形式和内容都很庞杂，大约有一半可以说是创作，另一半是有所依据的再创作，总之没有一篇是现成的，是抄来的。给孩子们编写语文课本，当然要着眼于培养他们的阅读能力和写作能力，因而教材必须符合语文训练的规律和程度。但是这还不够。小学生既是儿童，他们的语文课本必得是儿童文学，才能引起他们的兴趣，使他们乐于阅读，从而发展他们多方面的智慧。当时我编写这一部国语课本，就是这样想的。”最终，这部《开明国语课本》在解放前印了40多版。

　　采访中郭初阳一再强调：“观念上的共识是，让社会中最优秀的人来从事教育工作……但只有去除教材的国家垄断，开放教材市场，更多的社会文化精英才有可能参与到教材编写的事业中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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