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楼梦》为什么没成莎士比亚
来源：华夏时报
发布时间：2013-12-20 23:55:00
摘要：《红楼梦》本是一部文学作品，但研究它的却多是一些历史学家，用的也是历史考据等手法，这使得红学成了文人间展示闲情逸致的游戏。
第四届曹雪芹文化艺术节不久前在北京海淀区落幕，这个文化节已办4年，一直以曹雪芹与红学文化为主题，同时传播北京西山的历史文化遗存，是该区近年影响力较大的一个活动。
因今年恰逢曹雪芹逝世250周年，活动内容丰富，也启动了曹雪芹西山故里复建工程。值得一提的是，本届文化节举办了一个颇为高端的国际文化论坛，邀请了来自莎士比亚、托尔斯泰、巴尔扎克故乡或纪念地的管理者和文化研究者，探讨文学大师的国际传播与交流问题，这无疑会对如何在国际文化语境中传播曹雪芹文化提供有启发性的意见。
红学研究与传播的式微，是个不可否认的事实。近年来，虽有刘心武、王蒙等一些红学圈外的作家，不断抛出与《红楼梦》相关的著作，引起不少争议和关注，但从整体上说，红学的研究基本是与社会隔绝的。红学本是当年讥讽晚清“经学”风尚，送给“红迷”的绰号，经胡适之手，才有了后来的名正言顺。让人遗憾的是，无论是“索隐派”、“考证派”，还是后来的“阶级斗争派”，很少有人拿真正的文学眼光来研究《红楼梦》。一个红学研究者在红学界的地位，也不大依据他研红的学术水准，多是看他在其他领域的文化影响。
更值得一提的是，《红楼梦》本是一部文学作品，但研究它的却多是一些历史学家，用的也是历史考据等手法，这使得红学成了文人间展示闲情逸致的游戏。因一直缺少各种文学、哲学性的阐释，使《红楼梦》这部旷世奇书在国际文化的传播中几乎是失语的。
胡适认为《红楼梦》是一部“将真事隐去”的自叙的书，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也称“盖叙述皆存本真，闻见悉所亲历，正因写实，转成新鲜”，或许正因为这些观点，左右了此后红学的研究路径。红学研究的原是《红楼梦》的学问，但考证或研究曹雪芹的生平与际遇却成了主流方式，对作品主题或精神的研究反而变得次要了，所以余英时曾嘲讽道，这是“所谓曹学代替了红学”，认为半个世纪以来的“红学”其实就是“曹学”。有意思的是，余英时的这句反讽之语，倒真的在国内催生了一门自命为“曹学”的学问。红学家们对此也不以为意，如周汝昌以“曹学家”自喻，冯其庸也说：“我个人认为研究曹雪芹而成为一门专门学问，并得列于世界学术之林，这是我们伟大祖国的光荣，也是曹雪芹的光荣。”
现在坊间流行的曹雪芹生平，大多出自胡适考证，人们多已熟知，说曹雪芹是汉军旗人，他的曾祖父曹玺曾任江宁织造，祖父曹寅做过康熙帝的伴读，后任江宁织造，受康熙宠信。曹寅之子曹颙、曹頫也先后继任江宁织造。曹雪芹自幼在南京长大，后曹頫因织造亏空案被革职抄家下狱，曹雪芹才随全家迁回，住在北京蒜市口，自此曹家一蹶不振。曹雪芹中年穷至居于北京西郊，举家食粥。其实，即便是以上这些曹雪芹的生平，仍存在大量争议。其他的，关于他的祖籍、他的父亲、他的生卒年月、他葬在哪里等等，更是有多种说法。周汝昌在1948年曾编过一份《曹雪芹生平简表》，胡适当年对此很不以为然。但随着周汝昌出版《红楼梦新证》，确立了他红学权威的地位，这份年表也成为大家对曹雪芹生平家世考证的依据。然而，这份年表是很不值得推敲的。
而曹雪芹的身世信息无法证明，所有关于作者的考证也就成了无源之水。有人提出一个有力证据便是，如果曹雪芹是曹寅后人的话，按作者修养，至少在书中会对此字有所避讳，然而书中不仅不避讳此字，却有拿“寅”字开玩笑的段子，小说中借薛蟠之口先是把“唐寅”二字念为“庚黄”，此后又说“谁知他是‘糖银’是‘果银’的”，这在当时显然是不可想象的。
《红楼梦》肯定有作者，但这个曹雪芹是不是曹寅的后代，是不是敦诚、张宜泉那个好友诗人曹雪芹，或像《金瓶梅》的作者兰陵笑笑生一样，只是一个毫无根源的笔名，到目前为止，都无法确切地认定。
如何让《红楼梦》的文学情怀和精神价值在公众生活中被传播，并因此在国际文化语境中获得一席之地，显然需重新反思红学与曹学以往的研究与传播路径。莎士比亚与曹雪芹相似，也存在诸多身世之谜，也极端缺乏可信的原始史料，至于莎士比亚是谁更是有多种说法， 但这些丝毫没影响到莎士比亚戏剧在全世界范围的传播，这其实和西方文学界和学术界对莎士比亚的研究和传播视域宽泛有关。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的大量作家都以鼓吹莎士比亚精神作为责任，从雨果、歌德到巴尔扎克、普希金等，到理论与哲学领域，都有大量莎士比亚戏剧风格、文学与哲学精神的阐释。至于表现莎士比亚戏剧或身世的电影，更是无法计数，这些都极好地推动了大众文化对莎士比亚的了解和热情。
比起莎士比亚来，对《红楼梦》和曹雪芹的研究，似乎才刚刚开始，对这部奇书的精神价值，至今也未出现过什么像样的论著。近些年在公众中传播比较多的，一是余英时认为《红楼梦》创造“两个世界”的观点，认为《红楼梦》鲜明地展示了乌托邦世界和现实世界的对比，一个干净的理想世界如何从诞生走向了衰亡、幻灭；另一个是蒋勋，有不少对《红楼梦》的新见解，如青春王国、最像镜子的小说、最早的女权主义者等说法。蒋勋认为《红楼梦》的主题核心，比“痴”更重要的，是一种“还”的哲学，就像黛玉要用一生眼泪来“还”宝玉一样，人世间很多不可解或荒谬的情缘，因有“还”的哲学，也就让人有了懂得和超越。这种对“还”和悲悯的表述，也算对《红楼梦》的精髓有所认知。
但对这部把中华文化内容尽收其中的《红楼梦》，这些论述显然是不够的。《红楼梦》之奇，就在于它将儒释道三者的价值体系合而为一，其中既有以天下为己任的儒家思想，也有渴望心灵自由、空灵的释道思想，对这一复杂的思想性，阐释显然需要更宏大、更深刻的文学和哲学视野，否则，红学、曹学的各种考据索隐，终究会落到“到头一梦、万境归空”境地。
（作者为诗人、文化学者）
因今年恰逢曹雪芹逝世250周年，活动内容丰富，也启动了曹雪芹西山故里复建工程。值得一提的是，本届文化节举办了一个颇为高端的国际文化论坛，邀请了来自莎士比亚、托尔斯泰、巴尔扎克故乡或纪念地的管理者和文化研究者，探讨文学大师的国际传播与交流问题，这无疑会对如何在国际文化语境中传播曹雪芹文化提供有启发性的意见。
红学研究与传播的式微，是个不可否认的事实。近年来，虽有刘心武、王蒙等一些红学圈外的作家，不断抛出与《红楼梦》相关的著作，引起不少争议和关注，但从整体上说，红学的研究基本是与社会隔绝的。红学本是当年讥讽晚清“经学”风尚，送给“红迷”的绰号，经胡适之手，才有了后来的名正言顺。让人遗憾的是，无论是“索隐派”、“考证派”，还是后来的“阶级斗争派”，很少有人拿真正的文学眼光来研究《红楼梦》。一个红学研究者在红学界的地位，也不大依据他研红的学术水准，多是看他在其他领域的文化影响。
更值得一提的是，《红楼梦》本是一部文学作品，但研究它的却多是一些历史学家，用的也是历史考据等手法，这使得红学成了文人间展示闲情逸致的游戏。因一直缺少各种文学、哲学性的阐释，使《红楼梦》这部旷世奇书在国际文化的传播中几乎是失语的。
胡适认为《红楼梦》是一部“将真事隐去”的自叙的书，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也称“盖叙述皆存本真，闻见悉所亲历，正因写实，转成新鲜”，或许正因为这些观点，左右了此后红学的研究路径。红学研究的原是《红楼梦》的学问，但考证或研究曹雪芹的生平与际遇却成了主流方式，对作品主题或精神的研究反而变得次要了，所以余英时曾嘲讽道，这是“所谓曹学代替了红学”，认为半个世纪以来的“红学”其实就是“曹学”。有意思的是，余英时的这句反讽之语，倒真的在国内催生了一门自命为“曹学”的学问。红学家们对此也不以为意，如周汝昌以“曹学家”自喻，冯其庸也说：“我个人认为研究曹雪芹而成为一门专门学问，并得列于世界学术之林，这是我们伟大祖国的光荣，也是曹雪芹的光荣。”
现在坊间流行的曹雪芹生平，大多出自胡适考证，人们多已熟知，说曹雪芹是汉军旗人，他的曾祖父曹玺曾任江宁织造，祖父曹寅做过康熙帝的伴读，后任江宁织造，受康熙宠信。曹寅之子曹颙、曹頫也先后继任江宁织造。曹雪芹自幼在南京长大，后曹頫因织造亏空案被革职抄家下狱，曹雪芹才随全家迁回，住在北京蒜市口，自此曹家一蹶不振。曹雪芹中年穷至居于北京西郊，举家食粥。其实，即便是以上这些曹雪芹的生平，仍存在大量争议。其他的，关于他的祖籍、他的父亲、他的生卒年月、他葬在哪里等等，更是有多种说法。周汝昌在1948年曾编过一份《曹雪芹生平简表》，胡适当年对此很不以为然。但随着周汝昌出版《红楼梦新证》，确立了他红学权威的地位，这份年表也成为大家对曹雪芹生平家世考证的依据。然而，这份年表是很不值得推敲的。
而曹雪芹的身世信息无法证明，所有关于作者的考证也就成了无源之水。有人提出一个有力证据便是，如果曹雪芹是曹寅后人的话，按作者修养，至少在书中会对此字有所避讳，然而书中不仅不避讳此字，却有拿“寅”字开玩笑的段子，小说中借薛蟠之口先是把“唐寅”二字念为“庚黄”，此后又说“谁知他是‘糖银’是‘果银’的”，这在当时显然是不可想象的。
《红楼梦》肯定有作者，但这个曹雪芹是不是曹寅的后代，是不是敦诚、张宜泉那个好友诗人曹雪芹，或像《金瓶梅》的作者兰陵笑笑生一样，只是一个毫无根源的笔名，到目前为止，都无法确切地认定。
如何让《红楼梦》的文学情怀和精神价值在公众生活中被传播，并因此在国际文化语境中获得一席之地，显然需重新反思红学与曹学以往的研究与传播路径。莎士比亚与曹雪芹相似，也存在诸多身世之谜，也极端缺乏可信的原始史料，至于莎士比亚是谁更是有多种说法， 但这些丝毫没影响到莎士比亚戏剧在全世界范围的传播，这其实和西方文学界和学术界对莎士比亚的研究和传播视域宽泛有关。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的大量作家都以鼓吹莎士比亚精神作为责任，从雨果、歌德到巴尔扎克、普希金等，到理论与哲学领域，都有大量莎士比亚戏剧风格、文学与哲学精神的阐释。至于表现莎士比亚戏剧或身世的电影，更是无法计数，这些都极好地推动了大众文化对莎士比亚的了解和热情。
比起莎士比亚来，对《红楼梦》和曹雪芹的研究，似乎才刚刚开始，对这部奇书的精神价值，至今也未出现过什么像样的论著。近些年在公众中传播比较多的，一是余英时认为《红楼梦》创造“两个世界”的观点，认为《红楼梦》鲜明地展示了乌托邦世界和现实世界的对比，一个干净的理想世界如何从诞生走向了衰亡、幻灭；另一个是蒋勋，有不少对《红楼梦》的新见解，如青春王国、最像镜子的小说、最早的女权主义者等说法。蒋勋认为《红楼梦》的主题核心，比“痴”更重要的，是一种“还”的哲学，就像黛玉要用一生眼泪来“还”宝玉一样，人世间很多不可解或荒谬的情缘，因有“还”的哲学，也就让人有了懂得和超越。这种对“还”和悲悯的表述，也算对《红楼梦》的精髓有所认知。
但对这部把中华文化内容尽收其中的《红楼梦》，这些论述显然是不够的。《红楼梦》之奇，就在于它将儒释道三者的价值体系合而为一，其中既有以天下为己任的儒家思想，也有渴望心灵自由、空灵的释道思想，对这一复杂的思想性，阐释显然需要更宏大、更深刻的文学和哲学视野，否则，红学、曹学的各种考据索隐，终究会落到“到头一梦、万境归空”境地。
（作者为诗人、文化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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