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动了我的补助金
摘要：一旦医疗补助金被克扣或者截留，那么损害的不仅仅是中国农村医官的利益，还将影响到整个农村医疗制度改革的进程。
华夏时报（www.chinatimes.net.cn）记者 王晓慧 北京报道
1月14日，黑龙江省桦川县的三十几名村医终于拿到了相隔两年之久的补助金。
“这次补助金只给了2011年和2012年的一般诊疗费，还有2012年公共卫生以及基药补助，共计13000多元没有下发。”黑龙江省桦川县的赵玉军是个年近六旬的老村医，几经周折，他终于拿到了部分补助金。这对于赵玉军而言，有点像是“意外之财”，因为在2012年10月之前，他根本就不知道有这笔补助的存在。
赵玉军的情况并非个案。近日，《华夏时报》记者通过采访黑龙江、河南、昆明、贵州等多地大量村医了解到，信息公开不及时、补助金下发比例不清、克扣和截留补助金的现象远非个案。
2009年，新医改起航，随后农村医疗制度改革多项政策也相继出台。医疗补助金原本是为了补贴村医因实施基本药物制度后的收入大幅减少，这甚至是很多村医的基本生活保障。一旦这笔钱被克扣或者截留，那么损害的不仅仅是中国农村医官的利益，还将影响到整个农村医疗制度改革的进程。
消失的补助金
2012年10月，赵玉军偶然才从网上得知，所有村医都有权根据国家的相关政策拿到相应的补助。于是，他拨通了黑龙江省卫生厅的电话进行咨询，得到的回复是：国家对于近几年的拨款早已下发，可以直接到当地卫生部门领取。
按照程序，省里拨款到当地卫生局，卫生局再向各大卫生院分拨，然后由卫生院向村医下发补助。于是，赵玉军找到当地卫生院的相关领导，领导表示，会议讨论后再给予回复。在这中间，赵玉军又打了无数次的电话，终于在3个月之后拿到了部分补助金。
“如果我一直不知道这个事情，是不是补助金就一直扣着不给我呢？”赵玉军对此感到困惑。
随后，本报记者多次试图采访桦川县卫生局和相关卫生院，均未果。而据其它媒体报道称，桦川县卫生局长丛宝庆表示，这些款项并不是必须支付给村医的，村医们要想足额拿到这笔钱，还有个前提——考核。
记者采访获悉，基层医疗机构涉及改革最多的就是新农合和基本药物制度，而这也是国家在新医改中投入相对较高的两个部分。
按照规定，实行基本药物制度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执行国家确定的基本药物目录有关规定，基本药物由省统一网上集中招标采购、统一定价、取消药品加成，基本药物实行零差率销售。这也就意味着，村医之前的一般诊疗费 药品差价的收入模式就此终结，这块被取消的收入将被公共卫生服务费、一般诊疗费和基本药物补偿款三项补贴代替。
“2012年3月，我们这里正式实行基本药物制度，但是，相应的补助金却迟迟不下发。”哈尔滨阿城区的村医徐晓光（化名）告诉本报记者。在他和当地的几个村医代表多次向卫生院讨要后，才终于领到了第一季度的补助金，但由于当季他的考核只有70分，所以基药部分的补助金只能按照进货价格的50%给予补贴。
本报记者从徐晓光发来的一般诊疗费补助单上看到，他们村9名医官考核分数最低67分，最高的也只有83分，无一人满分。
“具体考核标准是什么，我们都不清楚。卫生院只是告诉我们存在偷卖非基药的情况，所以不能打满分。”徐晓光说。对此，徐晓光他们觉得十分冤枉。“基药配给时间最快的是一个星期，慢的要一个月甚至更久才到。这月初我订的36种基药，只配上了11种。药都配不齐，我哪里还能偷卖呢？”
地方财力不足
上述现象并非个案。记者采访黑龙江、河南、昆明、贵州等多地大量村医了解到，由于补助不及时，他们都感觉到与新医改之前相比收入大幅降低。不少村医迫于生计，已无奈改行。
“新医改之前，我每年的收入大都在9万上下。如今，我们每年的补贴只有3万多，除去各种费用，所剩无几。”一位村医向本报记者诉苦。
“各地村医的情况不同、收入不同、很多问题没有统一的答案也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新医改在每个地方的政策也不尽相同。”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朱恒鹏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针对村医包括基本医药制度在内的补贴都是各地根据自己的财政情况而定的，各地的财政不一样，标准也就不同。
据记者了解，对于基层新医改的拨款，一部分是由国家财政承担，还有一部分资金是由地方配套。
“中央的财政拨款肯定会及时到位，但县级有相当一部分却很难到位。”朱恒鹏进一步解释，目前大部分地区都存在财力不足的现象，尤其是县级的地方财力更是困难，所以，很多地区的配套资金跟不上，就导致了补助金的迟发、克扣甚至截留。
“这些问题原本是可以避免的，因为基层新医改这部分补贴政策本身就存在很大的问题。”朱恒鹏表示。他认为，医改让百姓受益，那么就直接在新农合上补就成了，没有必要再进行村医补助、零差价补助等补助形式，因为提高新农合的筹资水平和报销比例之后，医疗机构同样可以赚钱。“补助项目多了，程序繁琐了，漏洞也就多了，地方政府可钻空子的空间也就大了。”他说。
同时，本报记者采访还了解到，部分并未实行基药改革的地区，地方政府同样拿到了相应的拨款。
1月14日，黑龙江省桦川县的三十几名村医终于拿到了相隔两年之久的补助金。
“这次补助金只给了2011年和2012年的一般诊疗费，还有2012年公共卫生以及基药补助，共计13000多元没有下发。”黑龙江省桦川县的赵玉军是个年近六旬的老村医，几经周折，他终于拿到了部分补助金。这对于赵玉军而言，有点像是“意外之财”，因为在2012年10月之前，他根本就不知道有这笔补助的存在。
赵玉军的情况并非个案。近日，《华夏时报》记者通过采访黑龙江、河南、昆明、贵州等多地大量村医了解到，信息公开不及时、补助金下发比例不清、克扣和截留补助金的现象远非个案。
2009年，新医改起航，随后农村医疗制度改革多项政策也相继出台。医疗补助金原本是为了补贴村医因实施基本药物制度后的收入大幅减少，这甚至是很多村医的基本生活保障。一旦这笔钱被克扣或者截留，那么损害的不仅仅是中国农村医官的利益，还将影响到整个农村医疗制度改革的进程。
消失的补助金
2012年10月，赵玉军偶然才从网上得知，所有村医都有权根据国家的相关政策拿到相应的补助。于是，他拨通了黑龙江省卫生厅的电话进行咨询，得到的回复是：国家对于近几年的拨款早已下发，可以直接到当地卫生部门领取。
按照程序，省里拨款到当地卫生局，卫生局再向各大卫生院分拨，然后由卫生院向村医下发补助。于是，赵玉军找到当地卫生院的相关领导，领导表示，会议讨论后再给予回复。在这中间，赵玉军又打了无数次的电话，终于在3个月之后拿到了部分补助金。
“如果我一直不知道这个事情，是不是补助金就一直扣着不给我呢？”赵玉军对此感到困惑。
随后，本报记者多次试图采访桦川县卫生局和相关卫生院，均未果。而据其它媒体报道称，桦川县卫生局长丛宝庆表示，这些款项并不是必须支付给村医的，村医们要想足额拿到这笔钱，还有个前提——考核。
记者采访获悉，基层医疗机构涉及改革最多的就是新农合和基本药物制度，而这也是国家在新医改中投入相对较高的两个部分。
按照规定，实行基本药物制度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执行国家确定的基本药物目录有关规定，基本药物由省统一网上集中招标采购、统一定价、取消药品加成，基本药物实行零差率销售。这也就意味着，村医之前的一般诊疗费 药品差价的收入模式就此终结，这块被取消的收入将被公共卫生服务费、一般诊疗费和基本药物补偿款三项补贴代替。
“2012年3月，我们这里正式实行基本药物制度，但是，相应的补助金却迟迟不下发。”哈尔滨阿城区的村医徐晓光（化名）告诉本报记者。在他和当地的几个村医代表多次向卫生院讨要后，才终于领到了第一季度的补助金，但由于当季他的考核只有70分，所以基药部分的补助金只能按照进货价格的50%给予补贴。
本报记者从徐晓光发来的一般诊疗费补助单上看到，他们村9名医官考核分数最低67分，最高的也只有83分，无一人满分。
“具体考核标准是什么，我们都不清楚。卫生院只是告诉我们存在偷卖非基药的情况，所以不能打满分。”徐晓光说。对此，徐晓光他们觉得十分冤枉。“基药配给时间最快的是一个星期，慢的要一个月甚至更久才到。这月初我订的36种基药，只配上了11种。药都配不齐，我哪里还能偷卖呢？”
地方财力不足
上述现象并非个案。记者采访黑龙江、河南、昆明、贵州等多地大量村医了解到，由于补助不及时，他们都感觉到与新医改之前相比收入大幅降低。不少村医迫于生计，已无奈改行。
“新医改之前，我每年的收入大都在9万上下。如今，我们每年的补贴只有3万多，除去各种费用，所剩无几。”一位村医向本报记者诉苦。
“各地村医的情况不同、收入不同、很多问题没有统一的答案也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新医改在每个地方的政策也不尽相同。”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朱恒鹏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针对村医包括基本医药制度在内的补贴都是各地根据自己的财政情况而定的，各地的财政不一样，标准也就不同。
据记者了解，对于基层新医改的拨款，一部分是由国家财政承担，还有一部分资金是由地方配套。
“中央的财政拨款肯定会及时到位，但县级有相当一部分却很难到位。”朱恒鹏进一步解释，目前大部分地区都存在财力不足的现象，尤其是县级的地方财力更是困难，所以，很多地区的配套资金跟不上，就导致了补助金的迟发、克扣甚至截留。
“这些问题原本是可以避免的，因为基层新医改这部分补贴政策本身就存在很大的问题。”朱恒鹏表示。他认为，医改让百姓受益，那么就直接在新农合上补就成了，没有必要再进行村医补助、零差价补助等补助形式，因为提高新农合的筹资水平和报销比例之后，医疗机构同样可以赚钱。“补助项目多了，程序繁琐了，漏洞也就多了，地方政府可钻空子的空间也就大了。”他说。
同时，本报记者采访还了解到，部分并未实行基药改革的地区，地方政府同样拿到了相应的拨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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