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敬琏传》是否“媚俗拔高”了吴敬琏
《吴敬琏传》是否“媚俗拔高”了吴敬琏
一本传记引发一段历史公案
华夏时报（www.chinatimes.net.cn）记者 任孟山 北京报道
2月8日，专栏作家柳红在《经济观察报》发表《话语权背后的责任——兼谈为吴敬琏写传》，对财经作家吴晓波新近出版的《吴敬琏传：一个中国经济学家的肖像》提出了严厉批评，言语尖锐，对吴晓波的写作时间、人员采访、事实求证等方面提出疑问并做出了评价。
柳红认为，吴晓波只是在“2009年8-9月间，对吴敬琏做过6次采访，每次3个多小时”。而且“在他采访之后短短3个月时间内，传记不仅写出来了，而且出版了”。她对此感到震惊，“如果我是吴晓波，我没有胆量向人们宣称所用时间之少，因为这实为羞耻之事。”柳红还认为，吴晓波只采访了传主吴敬琏一个人，“与传主有关的人大都健在，岂能不做采访？……除了对吴敬琏做过20多个小时的采访外，未见提及对任何一位吴敬琏的故旧、家人、同学，经济所或者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同事、博士研究生、课题组成员等等做过采访。”还有，“人有选择性记忆，有记忆失误，有遗忘。有时同为一个情节，几个受访者有几种说法，且每一位都言之凿凿，怎么判别？……而在吴晓波的《吴敬琏传》中，似乎看不到他求证的心血和痕迹。”并且指出：“这样快速地推出传记，无论是从市场呼唤的角度，还是从心灵呼唤的角度，都给人以粗糙、仓促的感觉，继续和强化了‘快餐’传记。”
能够做出这样的批评，并引起大家的关注，因为在《吴敬琏传》这个问题上，柳红有其身份特殊之处：其一，柳红自1998年开始担任吴敬琏的研究助手达9年之久，对吴敬琏的熟悉程度可想而知；其二，柳红曾在2002年出版过《吴敬琏评传》（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1月版），对新出版的《吴敬琏传》有着自然而然的比较。而且，按照柳红的说法，“从1998年做吴敬琏的研究助手起，我们就开始了回忆录的口述整理，那是一个没有时间表的工作。”这相对于吴晓波的“20多个小时的采访”，让人遐想联翩。
3月2日，吴晓波撰文《对于诚意的怀疑，我必不能接受——答柳红对〈吴敬琏传〉的质疑》，对于柳红质疑其3个月写出《吴敬琏传》，吴说：“我必须承认的是，在过去十年中，我写的每一本书，从《大败局》、《非常营销》、《被夸大的使命》、《穿越玉米地》、《激荡三十年》（上下卷）、《大败局2》到《跌荡一百年》（上下卷），所有的写作时间都没有超过3个月的。我习惯于准备好所有的材料，然后以每天创作数千到一万字左右的进度，一口气完成一部作品。所以，对我来说，用两到三个月时间写完《吴敬琏传》，不是什么有难度的问题。”而对于柳红认为他只采访了吴敬琏一个人，吴说：“为什么不能只采访吴敬琏一个人？中外传记史上，从来不乏只采访传主一人，其余全靠文本资料、历史档案的传记。”而且表示，“在这部作品中，我至少完成了三个原创性的研究工作”，包括“我梳理了‘梁启超（邓孝可）-胡适（邓季惺）－顾准－吴敬琏‘这条伟大的改良主义血脉”、“我以‘批判性精神’与‘建构性人格’来描述吴敬琏式知识分子的人格特征”、“我发现吴敬琏几乎见证和参与了建国之后所有重要的经济理论及政策争论，我以他参与过的十多场‘论战’为叙述的主线，结构性地描述了60年经济改革思想的衍变历程。”
3月8日，柳红再次撰文《面对历史：只有诚实和谦卑——吴晓波著〈吴敬琏传〉的硬伤、软伤及其后果》，不仅回应了吴晓波的答疑，而且开列了书中的14处“硬伤”和7处“软伤”，列举了各处伤痕中的证据，言语更加犀利，直接指出吴晓波“媚俗拔高”，认为“吴晓波对改革三个十年的关系没有起码的认识，对经济学界的整体贡献，包括老中青三代，缺乏概念和理解。没有一个人可以反映和代表这三十年，那是一个群像。……吴晓波的《吴敬琏传》之粗陋和错讹，很可能给年过80岁的吴敬琏带来难以挽回的遗憾。……这些年，我们看到一些非经济专业的‘财经作家’采用工作室、‘流水线式’的工作方法，来写作一些重大的严肃的题材，其产品之粗糙和出错是必然的，不出错是侥幸的，精致是不可能的。”
两者之间的争论，很快受到媒体的关注，柳红的第一篇文章发表三天之后，《中国青年报》就刊出了《吴晓波的商业之累》，对吴晓波做出了批评：“吴晓波的野心在于，他想通过‘蓝狮子’培养甚至复制更多个‘小吴晓波’，但他居然还说‘我不够商业化’。”文章中提到的“蓝狮子”，是吴晓波的“蓝狮子财经出版中心”，《吴敬琏传》这本书就是该中心“出版策划”的。本报记者查阅了“2009年中国作家富豪榜”，吴晓波以750万元位列第5名，紧随郑渊洁（2000万元）、郭敬明（1700万元）、杨红樱（1200万元）、当年明月（1000万元）之后。
在吴晓波3月2日的回应文章刊出之前，吴敬琏本人在2月20日接受《广州日报》采访时，对“您怎么看《吴敬琏传》”的回答是：“在这之前，也有人给我写过传记，但时间比较久远了。这本传记，是我最近的一些思想的整理，这也是我想要做的。吴晓波为这本书做了很多的准备工作，搜集了很多资料，从他设计的提问来看，吴晓波是经过仔细研究的，而且提的问题是相当有水平的。”
在柳红3月8日的第二篇文章出来后，《新京报》等都市类媒体也开始跟进。吴晓波表示作家“言论自由”，自己将不再作出回应，“因为上次已经写过一篇稿子，建议去看看那篇文章。上次写回应文章的时候，就已经说过这是最后一次回应，不会再写回应文章。”吴敬琏夫人周南表示，不便评论作家之间的论战。她认为：“关于对吴先生的拔高，我也不好评价。但是吴先生也对晓波提过，不要对个人赞誉太多。但是晓波有自己的看法，我就很难来评价。”
除此之外的文章，多是有关此事的评论。
本报记者采访了本书的营销编辑、中信出版社的相里闵鹤女士，她对两者之间的争论，表示“不知道是好是坏，这是两个人之间的事情，出版社也没有什么办法”。对于两者之间的争论是否使得该书销量增加，她表示：“没有直接关系。”不过，她表示，此书近期受到了相当程度的社会关注，“在两大图书网站上都上榜了。”
《吴敬琏传》的版权页上写的是今年2月份出版，记者查阅了两大图书网站，观测该书的销售情况，以确认是否如有些人所说的“炒作”。在当当网的“经济类畅销榜”的2月总排名中，位列第2；自2月15日至3月14日的排名中，分别是第3名、第1名、第2名、第3名；在经济类“近30日畅销榜”栏目中，位列第2。在卓越网的“经济类销售排行”中列第9位；“财经人物”同类热销商品中列第1位。因为争论自2月8日开始，自3月2日吴晓波回应后开始更受关注。因此，只从销售排名来看，不能下“炒作”之断语。而且，两者之间的认真程度也不像“炒作”。
本报记者采访吴晓波时，与他此前接受媒体采访时的说法一样，他表示不会再回应了。以下是记者与吴晓波的简短对话：
《华夏时报》：你怎么看柳红的再次批评？
吴晓波：我不会再回应了，我不会再说了。
《华夏时报》：为什么？
吴晓波：……以后再说。
《华夏时报》：这是不是你所出版的书中第一次发生这样的争论？
吴晓波：是。
《华夏时报》：为什么这次会有？
吴晓波：……不说了，以后再说。
这样的采访对话在意料之中，因为其他的媒体同仁已经告诉本报记者，吴晓波不再回应了。而吴晓波的助理陆斌在采访吴晓波前，也对记者说：“吴老师已经明确表态，不会再回复了。”在此之前的头一天，即3月17日晚上，蓝狮子财经出版中心的一名编辑也对记者说过：“吴老师不想再谈这个问题，不会再回应了。”并且，说话很谨慎，当记者要求提供吴晓波的手机号码时，他没有答应，只是给了记者陆斌的电话。
本报记者打电话到吴敬琏家中，电话无人接听，让记者留言录音，记者留了三个问题：“吴老师，请问您对吴晓波写的《吴敬琏传》有什么看法？您对柳红的批评以及与吴晓波之间的争论如何看待？”但截至记者发稿时，尚没有回应。
至此，这场争论变得有点奇怪了。因为，差不多已经变成了柳红“一个人的战斗”：吴晓波不做回应，吴敬琏先生对媒体没有提及争论，夫人周南对媒体表态，不参与“作家之间的争论”。而只有这场争论的发起者——柳红，正面回答了记者提问，由于正文较长，专文作述，以下是详细报道。
独家专访柳红：硬伤软伤都不止这些
华夏时报（www.chinatimes.net.cn）记者 任孟山 北京报道
《华夏时报》：除了你说的14处硬伤和7处软伤之外，你觉得还有什么问题吗？
柳红：实际上，硬伤软伤都不止这些。我只是作了分类和例举。书中还有很多低级错误，我没有写出来，比如刘国光是社科院的，写成中科院的等等；有一些历史重大问题或者没有涉及，或者没有考证，总之是太粗糙了。其实，做这个批评，对于我来说，首先是要面对我自己的历史。我在《话语权背后的责任》中，对自己也做了反省，当年我写《吴敬琏评传》时，研究得很不够。历史在我面前是一点点打开的，是挺长的一个过程，写一个人很不容易，其实也是在写时代。
《华夏时报》：发过两篇批评文章后，你还准备发文吗？
柳红：就传记的技术层面暂时不会了。但是还会做一些关于改革历史的研究，比如经济学家个体和群体的关系，经济学家群体和决策集团的关系，以及其他感兴趣或者比较重要的问题。如果写出来，会发表。
《华夏时报》：吴晓波说他不再回应了，对这种态度你怎么看？
柳红：“不再回应”，有短时间的不回应，有长时间的不再回应。回应是态度，不回应也是态度。我看到他就《吴敬琏传》和我本人在媒体上说过不少话。但是确实回避了我3月8日《面对历史：只有诚实和谦卑》一文提出的问题。我想，恐怕他回应起来会比较困难，因为我的文章中是用事实说话的。关于这本书的批评，其实既是一个具体问题，也是一个一般问题，一个社会问题。
《华夏时报》：你是吴敬琏先生9年的研究助手，而吴晓波这本书又是吴老知道的，你这种批评没有忌惮吗？跟吴老师或周南老师有过交流吗？
柳红：没有和吴老师和周老师做个人的和直接的交流。我想，一码归一码。批评是对事的，所以也就没有忌惮。前后两篇文章其实都在强调几个意思：一是，传记是历史，要对历史负责，大家都有一个怎么面对历史的问题；二是，怎么看三十年改革史，以及经济学家在其中的角色和作用。三是，拥有较多话语权的人的历史责任更大，更要慎重。
我看到2月20日《广州日报》采访吴老师，问怎么看《吴敬琏传》？吴老师回答说：“在这之前，也有人给我写过传记，但时间比较久远了。这本传记，是我最近的一些思想的整理，这也是我想要做的。吴晓波为这本书做了很多的准备工作，搜集了很多资料。”不知道那时候吴老师有没有仔细看过《吴敬琏传》。第二篇文章发出来后，在3月9日的《新京报》上周老师有一个表态，说不便评论作家之间的论战。“吴晓波的书是根据对吴教授的采访和研究写出来的。”而吴老师怎么评论的我不知道。
过去一年多，我只是对（20世纪）80年代的改革史做了一点局部研究，就特别感到，在历史面前，人真的很渺小，真是要诚实和谦卑。对待历史的态度其实是很重要的。严肃的批评在这个社会里很少，稀缺。知识分子主张的东西，比如独立，比如自由等等，常常不能身体力行。我想认真一点，从自己做起，力所能及地做点小事。
《华夏时报》：1月26日-27日，吴敬琏的生日盛会你没去，可以问一下原因吗？是因为像有些人猜测的你和吴老有矛盾吗？
柳红：客观上，我的脚趾骨折了。主观上，也有一些自己的考虑，和我这些年的个人处境和思想有关，包括不太习惯那种场合，如果是比较朴素的地方，会觉得比较自在。
《华夏时报》：由于你们都是吴敬琏的传记作者，有媒体说你的批评是因为两本书有竞争关系，你怎么看这种说法？
柳红：没有竞争关系。虽然是同一个人的传，但是好像不可比。一本是快餐式的、畅销书式的传记；一本是试图按照学术方式写的传记。关于竞争的说法是一种误导。社会这么浮躁、功利，知识分子更要以身作则，认真踏实地写书。批评，其实是建设性的，对书、对人、对社会都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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