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认识的戴相龙

戴相龙（左）与兆丰（右）

兆丰

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宅居在家。偶然翻看手机中存储的照片，忽然眼前一亮，这是我2019年6月27日在杭州参加由市金融办、江干区政府以及浙大AIF（江干）产研中心等单位合办的“新时代、新金融、新科技——中国杭州金融科技峰会暨杭州金融城启动”活动时，与中国人民银行原行长、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戴相龙同志的合影。当时，我作为杭州市分管金融的副市长出席并致辞。戴行长作为主办方邀请的重要嘉宾作主题演讲。照片是在会前嘉宾休息室拍的，我们两人笑得都很灿烂。照片引发一段愉快的回忆。

说起“认识”戴行长，其实是“认”得早，“识”得晚。想当初他当正部级的央行行长时，我才是财政部的一个处级干部，简直不可同日而语。但“认”得他并且关注他却是始于那时。因为当时在财政部所属信托投资公司证券部工作，业务要求我们必须了解三个部门的情况，一个是财政部，主管领导部门；一个是人民银行，主管业务部门；还有一个是证监会，主要监管部门。三大财经部门出台的经济政策，代表着中央、国务院的声音，直接影响到汇率、利率、股价，关系到经济环境的变化。所以，戴相龙这个名字对我们是“如雷贯耳”。而且，在那个时代，他也是出镜率很高的领导。他与我在财政部的老领导、财政部长项怀诚一起经常出现在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中，随伴江泽民总书记、朱镕基总理在国内外考察、出访。

与他握手相识，面对面坐在一起交流，还真是得益于这次参加活动。因为是那个时代的过来人，而且我又对上世纪90年代波澜壮阔的金融改革这段历史很感兴趣。我此前认真阅读过他在2018年第23期《中国金融》上发表的《中国金融改革开放难忘的十年》一文，这是我迄今为止看过的最全面、完整、权威的描述那段金融改革历史的文章，印象十分深刻，觉得是当面请教的好机会。

戴相龙在他的回忆文章中，详细地记录了从1993年6月到2002年12月近十年中，他在朱镕基同志直接领导下，在中国人民银行领导班子和全系统干部员工共同努力下，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金融改革开放的方针、政策，依法履行中央银行职责，在治理通货膨胀、通货紧缩，推进金融改革开放，应对东南亚金融危机，加强金融监管，维护全国金融稳定方面，所做的大量艰苦有效的工作，为推进我国改革开放作出了实质贡献。

当时，读完这篇文章，感到戴相龙这一任行长当得很不容易，又是通胀，又是通缩，又是东南亚金融危机，又是深化金融体制改革，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宏观调控与微观搞活全部搅在一起，挑战巨大，困难之多难以想象。但戴相龙他们剥丝抽茧、冷静应对，居然一一化解，让我对戴相龙既佩服又好奇。和他交谈中，我专门就治理通胀和通缩、应对东南亚金融危机这两个我最感兴趣的问题向他讨教。真是“忆往昔峥嵘岁月稠”，听了我的问题，他兴致盎然，侃侃而谈。

20世纪90年代初，在邓小平南方谈话精神鼓舞下，“东方风来满眼春”，全国人民经济社会建设热情高涨。但是到了1992年下半年至1993年上半年，由于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过猛，银行乱拆借和社会乱集资超过2000亿元，导致货币投放过多，物价飞速上涨，连粮棉收购都普遍“打白条”，威胁到现金供应断档。形势严峻到需要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亲自召集省委书记进京，亲自部署春节现金供应管理的程度。1993年商品零售价格上涨13.2%，到1994年更是上涨到21.7%。针对这种情况，党中央、国务院于1993年6月22日下发《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当前经济情况和加强宏观调控的意见》（中发[1993]6号）文，即宏观调控“十六条”，其中9条直接涉及严格控制货币信贷供给。也是在这个背景下，中央领导约他到钓鱼台国宾馆谈话，把他从交通银行调到人民银行。当时的人民银行行长是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朱镕基亲自兼任，周正庆是党组书记、副行长。戴相龙任副行长、党组副书记。由商业银行调央行任党组副书记、副行长应该算是破格之举，显然是中央要重用他。他到人行后，在朱镕基领导下，采取一系列措施贯彻执行中央6号文。朱镕基开出“治胀”药方：“约法三章”、整顿“三乱”。对金融机构下达限期收回乱拆借资金的指标；明令银行与所办信托投资公司脱钩；人民银行提高存、贷款利率，开办保值储蓄。对每家银行按月下达贷款计划，确保信贷支持重点。这些都由戴相龙负责具体操作。在此基础上，1994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第一次提出“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经过2——3年的艰苦努力，通胀问题得以治理，到1996年，商品零售物价指数增长下降到6.1%。

治完通胀又治通缩。1997年7月，东南亚金融危机爆发，危机导致全球需求下降，1998年我国出口增幅从上年的21%急降到-0.8%，1998年全年居民消费价格水平下跌0.8%，1999年下跌1.4%。我国经济陷入通货紧缩。当时的应对之策，财政方面是明确提出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增加赤字。货币方面，因考虑到当时一是我国货币供应存量和增量都过多；二是企业尤其是国有企业负债率过高；三是造成物价连跌的主因是经济结构不合理，而不是货币供应不足等情况，所以没有提“积极的货币政策”，而是“稳健的货币政策”，包含三方面内容：1，适当增加货币供应量；2，引导贷款投向，促进经济结构调整；3，加强金融监管，执行金融稳定工作计划。1996年至1999年先后7次降息，存款利率累计下调5.73个百分点，贷款利率累计下调6.42个百分点。1999年又开始办理个人住房消费贷款，经过这一系列的举措，通货紧缩得到有效治理，国民经济呈现低通胀、高增长的良好势头。

戴相龙回忆至此，感慨地说，治理通胀和通缩的十年里，前几年是治通胀，后几年是治通缩。治理通胀，主要调控方式是以贷款限额管理为主；治理通缩，则是以市场操作为主。我们今天既面临通胀压力，又面临通缩威胁，如何借鉴当年治理通胀和通缩的成功经验，发挥好政府“有形之手”和市场“无形之手”的作用，仍然是一个值得深入思考和研究的问题。

1997年的东南亚金融危机，既引发了国内通缩问题，同时，也冲击了国内金融稳定。面对此场危机，朱镕基多次召开会议，研究和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戴相龙带队班子全力以赴，积极应对。一是增加货币供应量，支持经济增长；二是切实加强金融监管，防止金融危机蔓延；三是支持扩大出口，增加外汇储备；四是宣布人民币不贬值，提振市场信心；五是公开宣布，如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有需要，中央政府必将及时支持，维护香港金融市场稳定；六是通过与IMF合作，中国承诺向泰国、印度尼西亚等国出资30亿美元，支持有关国家渡过危机。上述措施不仅防止了东南亚金融危机对我国的蔓延，也在东南亚国家渡过危机、维护全球金融稳定方面发挥了重大作用。1997年我正在香港，对此深有体会。第五条措施的宣布，对稳定香港金融秩序，帮助香港政府狙击索罗斯等“大鳄”起到了震慑作用，也彰显了中国是负责任的大国的形象。

戴相龙执掌央行多年，所做工作可圈可点的还很多，仅在金融体制改革方面，就亮点纷呈：如大型国有银行改制成真正的商业银行并上市；成立华融、东方、信达、长城四大资产管理公司，接收和处置从四大行剥离出来的不良贷款；对贷款质量实行五级分类；起草《国有商业银行综合改革方案》，成立中央汇金公司；成立第一届货币政策委员会；起草《国务院关于金融体制改革的决定》；改革银行监管机构等等，应该承认，他做了大量的工作，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必将在中国金融史上留下浓重的一笔。20年前定调的“稳健的货币政策”沿用至今，仍在发挥并将继续发挥重要作用，也充分证明了这一点。谈到成绩，他反复强调说，成绩归功于党中央、国务院的坚强领导和人民银行领导班子的共同努力。

戴相龙在金融改革开放中能发挥个人独特作用，是与他的经历分不开的。他1944年11月生，江苏仪征人。1968年参加工作，1973年入党，毕业于中央财政金融学院会计系。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历任中国农业银行副行长、交通银行总经理、副董事长、党组书记。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党组副书记。1995年6月至2002年12月，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党委（党组）书记（期间，2001年6月至2002年12月，任中央金融工委副书记）、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第一任主席。2002年12月调任天津市委副书记、天津市市长。2008年1月至2013年3月任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党组书记、理事长。2014年1月从社保基金理事会党组书记任上退休。他是十四届中央候补委员，十五届、十六届、十七届中央委员，十八大党代表。从他的履历可以看出，他具有丰富的中央部门和地方政府工作经验，对金融实务和监管十分熟悉，是专家型、学者型领导。他毕业的中央财政金融学院（今天的中央财经大学），曾因为一届出了三个正部级领导干部而名噪一时。除了戴相龙任人民银行行长、还有同届校友李金华任国家审计署审计长、金人庆任财政部部长，极大地提升了中财大的知名度和影响力。

与戴相龙行长的相“识”，已经过去大半年了，但回想起来，仍历历在目。他的专业、睿智、儒雅、平和的风范，仍深深吸引着我，他的真知灼见仍感染着我。作为一代央行“掌门人”，我觉得他无愧于国、无愧于心。

2020年3月11日于北京

责任编辑：徐芸茜 主编：程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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