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光斗：曾国藩的洋务之道

晚清官员（左起）：张之洞、李鸿章、左宗棠、曾国藩、刘坤一

李光斗

中国古代官场有句明哲保身的格言：多磕头，少说话。前苏联也有个笑话：什么是为官之道？那就是：说了不写，写了不签字，签了字不盖章，盖了章不执行。这种“能糊弄就糊弄、能敷衍就敷衍”的官僚主义源远流长，而且不仅糊弄老百姓，甚至也糊弄上级领导；小事推到“有闲时”，大事推给下一任，只需在自己任期间保持稳定，不出岔子，粉饰太平，就万事大吉了。就连晚清名相，慈禧太后最信任、最倚重的重臣李鸿章都说：自己只是大清国的“裱糊匠”。

甲午战败，北洋水师全军覆没后，李鸿章曾悲痛的感慨道：“我办了一辈子的事，练兵也，海军也，都是纸糊的老虎，何尝能实在放手办理，不过勉强涂饰，虚有其表，不揭破犹可敷衍一时，如一间破屋，由裱糊匠东补西贴，居然成了一间净室。即有小小的风雨，打成几个窟窿，随时修补，亦可支吾对付。乃必欲爽手扯破，又未预备何种修补材料，何种改造方式，自然真相破露，不可收拾，但裱糊匠又何术能负其责？”梁启超曾说：“吾敬李鸿章之才，吾惜李鸿章之识，吾悲李鸿章之遇。”任公所悲其“之遇”指的就是李鸿章所遭遇的时代，这一时代的巨变实是李鸿章所不能应对的。

位高权重的李鸿章非常清楚自己在大清王朝当时的处境：简单的粉饰裱糊可以，但想要彻底改革难于登天。即使李鸿章有革旧维新之意，但当时的清政府已经是“病入膏肓”。因此，面对大清王朝这座漏洞百出的老房子，李鸿章也只能原地踏步，小修小补，支吾对付，图一时之安。

对内糊弄朝廷，对外糊弄洋人是当时大多数清政府官员的一贯做法。在与洋人打交道这件事上，清朝政府最初根本没有当成正经事来做。天津教案之时，李鸿章曾经向他的老师曾国藩请教与洋人打交道的办法，曾国藩问他：“你既来此，当然必有主意，且先说与我听”。当时，李鸿章的回答和其他清朝官员一样：“门生也没有打什么主意。我想与洋人交涉，不管什么，我只同他打痞子腔。”李鸿章是安徽人，痞子腔即安徽方言油腔滑调，虚与委蛇之意。

曾国藩并不认同此观点。当李鸿章说完，曾国藩半天不说话，李鸿章赶紧认错说“门生信口胡说，错了，请老师指教。”曾国藩这才捋着胡须，缓缓道来：“依我看来，还是用一个诚字，诚能动物，我想洋人亦同此人情……脚踏实地，蹉跌亦不至过远，想来比痞子腔总靠得住一点。”事实上，曾国藩是晚清政府第一个有诚信外交、平等外交观念的人。因为曾国藩意识到，清政府如果不诚信履行条约，后果则是将自己置于更险恶境地，以至于签署更多丧权辱国的条约，付出更惨重的代价。

一直以来，古代人认为只有中国人是“完全的人”，是“文明人”，其他族类，则介于人与兽之间：“夫戎狄者，四方之异气也。蹲夷踞肆，与鸟兽无别。”当时清王朝自诩为天朝上国：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没有任何其他民族或者国家能够与之平起平坐。对待洋人这种“半人半兽的生物”没有必要认真。当时，外国人进入中国，只能住在广州十三行街（广州的通商口岸），不能进城，不能随意外出，不能与普通中国人交往。拜见皇帝要三跪九叩、进贡称臣。清政府这种唯我独尊的观念根深蒂固，以至于第一次鸦片战争失利后，双方签订《南京条约》时，相较于割地赔款，清政府最难以忍受的是将中国皇帝和英国女王的名字并排书写。

因为骨子里的“瞧不上”，清政府对待外交事务更不上心。当时从上至下一以贯之的原则不是“诚信外交”而是“羁縻外交”。何为羁縻？“羁，马络头也。縻，牛缰也”，简单来说，就是一种对付牲畜的工具。因为洋人乃蛮夷之辈，跟他们不用讲道理，讲诚信，只用糊弄就行。虽然《南京条约》要求清政府割地赔款，提出一系列不合理条约，但当时从道光皇帝到下属大臣都觉得这一条约并不可怕并不可耻，他们一致认为，这一条约只是权宜之计，“暂事羁縻”而已，以后有了任何变化，条约内容都可以不作数。

不但签条约像是“小孩子过家家”，对于条约的执行也是能推就推，能躲就躲，实在躲不过去就以“上任之事，与我何干”的态度来应付。当时住在中国的洋人很在意“进城”一事，《南京条约》（1842年签订）明确规定：外国人可以进城居住。但自签订条约开始，外国人为这件事与清政府交涉了很多年依旧没有结果。原因就在于当时与洋人谈判的两广总督耆英非常善用“羁縻之术”，即“糊弄之道”。当时广州人掀起反入城斗争，耆英对英国人说，要做通这些市民的思想工作需要给他两年的时间。为什么是两年？因为当时耆英已经被授为协办大学士，两年之后即可调往京师，这个“烂摊子”就留给下一任解决。两年之后，两广总督果不其然已经更名改姓换了人。

这一任两广总督徐广缙连拖延都懒得拖延，直接否定了耆英当时的许诺，果断拒绝了这一“无理”请求。徐广缙的这一做法甚至还得到了道光皇帝的同意。当时道光皇帝批示：“英夷进城之约，在当日系一时羁縻……前经降职赞准入城一游，亦不过权宜之计。”但道光皇帝和当时的大臣都忽略了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在外强内弱、实力悬殊的背景下，持续以这样的态度对待洋人，早晚会吃大亏。

洋人受尽“羁縻”之苦，不得其门而入；最终恼羞成怒；这也成为他们再次发动战争的借口之一。1857年，英法联军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并迫使清政府签订了《天津条约》（1858年）。但即使更加丧权辱国的《天津条约》也没能让清政府改变对洋人的态度，咸丰皇帝虽然签署了条约，但也宣称：“自古要盟不信，（以前答应的条件）本属权宜”，这种“糊弄之道”始终未改。

其实最初曾国藩和其他官员一样，认为洋人“性同羊犬”，因此对其不屑一顾。对于第一次鸦片战争的失利，曾国藩也认为“胜败乃兵家常事”，清政府只是没有选好将领，重整旗鼓一定能够挽回败局。但第二次鸦片战争的最终结局让曾国藩彻底改变了自己的想法：在洋人的武器装备面前，最好的清朝军队仍旧如同“集体送死一般”。巨大的军队力量悬殊，并非一个好的将领或者训练有素的骑兵部队能够弥补，清政府的羁縻之道已经让自己深陷泥潭，付出了惨重代价，这一现实情况不得不让曾国藩重新审视清王朝的外交之道。另外还有一些小事也让曾国藩改变了洋人的最初看法：

首先，曾国藩发现，洋人不是为皇权皇位而来，不谋求颠覆清王朝重建一个新政府；相反，他们在结束战争后，还主动帮助清王朝镇压太平天国运动。其次，他们在与清政府进行贸易往来时，严格遵守清朝法律缴纳税款，如将管理上海海关时收到的税款七十余万两白银，悉数移交给清政府。在外国人的管理下，上海海关贪污腐败明显减少，收到的税款比清朝收到的多两至三倍。

曾国藩认为，这些洋人到中国来的主要目的是与中国人做生意，希望在这里得到平等的对待。外国人有一套自己的做事原则和文化系统，无论是做生意还是和政府签订条约都讲究诚信。通过与洋人的交流往来，曾国藩意识到，外国人也是人，既然是人，就要以“人”的交往法则来与其交往。这种外交观在当时满朝文武皆以“糊弄”为本的时局下，可以说是非常“前卫”的。

曾国藩曾向皇帝上书：“臣愚以为与外国交际，最重信义，尤贵果决。”就是要讲求信义。曾国藩认为，在当时，诚信外交的基础要求，就是在于能够坚守条约。尤其清政府没有足够实力的情况下，遵守条约一方面可以不再“讨打”。因为无论你权谋多少，都敌不过洋人的洋枪洋炮；另一方面，其实遵守条约对当时的清政府也是有好处的。所谓条约，即双方均同意之约定，对双方均有约束力量，也可以以条约内容来约束贪得无厌的西方势力，将他们的侵略步伐限制在条约之内。诚信外交还有利于为当时的清政府“师夷长技以制夷”争取更多时间。

因此，曾国藩给予李鸿章的应对之法就一个字：诚。“夷务本难处置，然根本不外孔子忠信笃敬四字。笃者，厚也。信，只不说假话耳，然却难。吾辈当从此一字下手，今日说定之话，明日勿因小利害而变。”曾国藩去世后，李鸿章成为了晚清第一大外交官，曾国藩的“诚字经”让李鸿章少了许多麻烦。

李鸿章外交思想的出发点是“外需和戎，内需变法”。李鸿章遵守了曾国藩的“守定合约，决无更改”的主张，其实李鸿章是希望以遵守条约的办法来阻止那些洋人无底线“跨界”，以争取清政府内部“师夷长技”的时间，以求自强。因此，李鸿章的外交主要以“保全和局”为主。因为李鸿章知道，对于当时的国际局势而言，“开衅即不可收拾，与之战，法始必负，继必胜，终必款”。所以，李鸿章宁愿选择坐在谈判桌上和洋人“和和气气”的谈判。

当然，面对西方列强的打压，李鸿章也并非一味妥协。他采用的是“借力打力”的外交战略，即“以夷制夷”。即运用远交近攻的合纵连横之术，利用西方列强之间的矛盾和利益需求，使强敌相互对立、相互牵制，希望能够以此“坐收渔翁之利”，维持清政府的短暂和平。李鸿章向来是一个意气用事、好高骛远、散漫自由的人，随地吐痰，大声咳嗽，在公共场合吸烟等随心所欲。但在外交事宜上，李鸿章不敢马虎，痞子腔和诚字经双管齐下，与洋人进行周旋往来，让摇摇欲坠的清王朝又和平稳定的多存在了一段时间。李鸿章后来也回忆道，“我办一辈子外交，没有闹出乱子，都是我老师一言指示之力。”

相比于李鸿章的虔诚求教，曾国藩的另一幕僚左宗棠，与曾国藩的关系可谓错综复杂。曾国藩与左宗棠两人本是同乡，年龄只差一岁。两人都参加过科举，但天资聪慧的左宗棠在考取举人之后，三次会试不中进士；而愚笨的曾国藩却凭着他“以勤补拙”的土办法一路顺风顺水，官运亨通，这让左宗棠非常气愤；除了在学历、仕途这方面耿耿于怀外，左宗棠还给自己起了一个非同一般的名号：“今亮”，将自己比喻为今日诸葛亮，认为自己有经天纬地之才，更直言“今亮或胜于古亮”，其自傲程度可见一斑，这样的左宗棠当然难以忍受曾国藩的地位在自己之上。但其实，左宗棠的官场之路离不开曾国藩的提携相助。

（作者为著名品牌战略专家）

见习编辑：李茜楠 主编：程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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