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庞中英专栏 | 从“发展”和“治理”的角度看2019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

作者:庞中英

来源:华夏时报

发布时间:2019-10-21 16:31:35

摘要:“诺贝尔经济学奖”在最近10年总是光顾“发展经济学”,有时甚至把“经济学奖”给了政治科学家。如果不能在“全球挑战”和“全球治理”上评论,我们对“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围观”就没有什么实质意义。

庞中英专栏 | 从“发展”和“治理”的角度看2019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

庞中英

摘要:“诺贝尔经济学奖”在最近10年总是光顾“发展经济学”,有时甚至把“经济学奖”给了政治科学家。如果不能在“全球挑战”和“全球治理”上评论,我们对“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围观”就没有什么实质意义。

许多人以为“贝尔经济学奖”(The Nobel Economics Prize)也是“诺贝尔奖”,应该说,这样说也没有错,只是不精确。“诺贝尔经济学奖”是为纪念诺贝尔而增设的瑞典银行奖,奖励经济科学各门(The Sveriges Riksbank Prize in Economic Sciences in Memory of Alfred Nobel),设立于1968年,1969年首次颁发。挪威经济学家弗里希(Ragnar Anton Kittil Frisch)和荷兰经济学家丁伯根(Jan Tinbergen)是该奖首届得主。瑞典曾是北欧强国,如今是世界上发展程度最高的国家之一。瑞典有着各种各样面向世界的奖项(大多不是瑞典政府主导的),最有名的当然是“诺贝尔奖”,是瑞典在世界上代表性的“软实力”。

2019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Abhijit Banerjee, Esther Duflo和Michael Kremer三位经济学家,理由是他们“采用实验主义方法研究如何缓解全球贫困”。

“诺贝尔经济学奖”再次给了“发展经济学”家(Development Economists),是可喜可贺也是可忧可思的事。

我是经济学出身的,在“改革开放”初期,在中国上过最好的“发展经济学”课程。给我们讲“发展经济学”的是享年百多岁的杰出经济学家杨敬年老师。以后,我尽管不属于“经济学界”,但是,一直与经济学分不开,一直在观察“发展经济学”在世界的演变。

在评论2019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时,我建议人们不要忽略了该奖评奖委员会给出的理由里面的“全球贫困”(global poverty)一词。尤其是不要忘了其中的“全球”。

当前的世界,确实面对着“百年未有的大变局”,“发展”在全球范围处在一个历史的十字路口。“全球贫困”本来就位列头号一批的“全球挑战”。在过去30多年,由于各种原因,来自“不平等”、“气候变化”、“不可持续性”等导致的世界贫困问题早已颠覆了传统的“贫困”问题。

世界范围内,“贫困”是“全球问题”,这就是为什么“诺贝尔经济学奖”评奖委员会用了“全球贫困”一词。对“贫困”问题的解决,不仅是一个“发展”问题,更是一个“治理”问题。这里的“治理”也不仅是在国内范围(国内层次)上的,而且更重要的是在全球层次上,即“全球贫困治理”。全球贫困治理是过去30年,即冷战结束后以来,包括“发展经济学”在内的整个“发展科学”(发展研究各门学科)的一个主要趋势。

我曾号召过自己所在的国际研究(全球研究)学科领域的“国际(全球)政治经济学”(IPE或GPE)专业的学生以“诺贝尔经济学奖”为题做学位论文。

“发展”与“治理”息息相关。这里讲的“治理”(governance)是与“统治”(government)很不同、相区别的概念。

“诺贝尔经济学奖”在最近10年总是光顾“发展经济学”,光顾与“发展经济学”密切的“治理”学科,有时甚至把“经济学奖”给了政治科学家(这可能使一些经济学家对该奖不满)。

201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William D. Nordhaus, 因为他研究“气候变化”。“气候变化”是当代世界最大(在全球范围)的“大变局”,即“天变”。“气候变化”是“发展”带来的问题,反过来又制约了“发展”,恶性循环,成为当今的头号“全球治理”问题。“气候变化”在非洲、南亚、拉美等已经带来了更严重的非传统贫困。没有气候变化治理,也不会有21世纪的发展。对“气候变化”的治理,目前主要依靠一个全球治理框架(UNFCCCC)和一个个联合国成员。未来的“发展”是在气候变化和气候年治理的条件下的。

2015年,苏格兰出生的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学家Angus Deaton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也是因为他研究“发展”问题,尤其是研究“消费、贫困和福利”之间的关系。

200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大大激励了广大的其他社会科学学者,尤其是全球治理研究学者,研究如何治理“公域悲剧”(governing the tragedy of the commons)的政治科学家Elinor Ostrom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在目前,全球范围内,“公域”(例如气候、海洋、极地等)面对的问题更加严重,在很多场合和层次,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却不是Ostrom主张的制度主义。强势的民族主义(国家主义)更不愿意采纳制度主义(“规则为基础”)。特朗普的美国退出了气候变化治理的《巴黎协定》,不少国家在抢占公海、深海、远海等国际法规定的“人类共同财产”,“全球公域”的私有化不断抬头。到头来,全球的“公域悲剧”更加恶化;到头来,世界发展中的“可持续性”更不乐观。

今日世界,呼唤“可持续发展”者很多,尽管不同的人、不同的行业、不同的学科、不同的机构说的“可持续发展”不同。“发展”就是“可持续发展”,不具有“可持续性”(sustainability)的不能叫做“发展”。号称“发展”的东西太多,但这些东西未必是真正的“发展”。“增长”未必带来“发展”,缺少“可持续性”的快速“增长”可能带来的快速破坏,并产生“发展的悖论”和“发展的停滞”。“可持续性”是“发展”的根本或者中心标准。我们看到,“诺贝尔经济学奖”实际上是以“可持续性”为核心标准的。

结语:2019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在“发展中”的中国自然引起了不少评论。我看到的论者主要来自“经济学界”和“经济政策界”。不出所料,有人对之的评论再次反映了根深蒂固的狭隘民族主义,即为什么“发展成就这么大”的中国居然一直没有受到“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光顾?为什么经济学科如此普及和发达的中国,为什么也有世界级的经济学家的中国,居然没有“中国经济学家”得到这一奖项?有人甚至上升到政治的高度,说“诺贝尔经济学奖”有偏见,不承认中国经济发展和经济学研究的成就。我认为大可不必如此反应。这个奖毕竟是目前最具有“全球”意义的、享有世界声誉的。我们还是好好地反思为什么我们缺少“诺贝尔经济学奖”意义上的“发展经济学”以及与发展相关的“全球(问题)研究”?进入本世纪,中国执政党和政府,一直在呼唤、号召“科学发展”和“有质量的发展”(高质量发展);与美国特朗普政府不同,中国仍然留在《巴黎协定》,在全球气候变化治理中贡献不小,但是,伴随中国的发展,中国的经济学和其他社会科学研究,是否已经具有在解决“全球贫困”问题、在回答全球“可持续性”挑战上的非凡答案?(作者为著名国际政治学者、中国海洋大学特聘教授、海洋发展研究院院长)

责任编辑:徐芸茜 主编:程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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