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教兴国的历史启示：中国应建立全球视野的基础科学研究特区

金海年

国家的兴衰，决定性因素包括经济和军事两大方面，而支撑经济和军事实力的根本因素是科技，科技的源泉在于人才及其教育，科技与教育的成效及其向经济和军事的转化，根本在于制度体系。

回顾1000年来人类文明历史上的国家兴衰与科教因素的关系，以史为镜，以他国为镜，也许有益于我们探索复兴之路。

“科学”一词在中国原来的表述是“格物致知”，即对万物进行分类（格）才能了解。“科”字，从禾、从斗，最初就是通过衡量对应标准以确定等级，后来衍生出科举一词；“学”字在甲骨文中上面是手把手教授爻辞（占卜）、下面是房屋，表示在教室教授国家与部族首领认识万物变化（易）的意思。这与夏商周关于学校的概念一致，《孟子•滕文公上》记载：“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英文Science来自古法语 science, 最初源头是拉丁语 scientia（知识，学识，专长），词根scire-也是区分、鉴别的意思。在古希腊则是用φυσικός（physikos）一词即后来英语的physics（物理）来表示自然科学。

今天我们正在经历中华民族的崛起，与一百年前美国的崛起和三、四百年前英国的崛起完全不同，不只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而是中华文明自两千多年前领先于世界又在三百年前开始下降后重新崛起的千年未有之大变局。

根据麦迪森的估算，中国的经济总量在19世纪初达到顶峰后开始下降，而根据牛津的Broadberry教授和北大管汉晖副教授、清华李稻葵教授的最新研究，中国人均GDP是从11世纪初（北宋）开始了近700年的增长停滞和动荡后，自17世纪末、18世纪初开始快速下滑的。而欧洲从文艺复兴开始就持续追赶提高，到大航海时代已经和中国相当，然后是荷兰和英国先后赶超中国，自18世纪初开始了此消彼长的大分化。这段历史告诉我们，国家的兴起既要靠开拓精神和科技革命，又要避免动乱造成的发展不连续、缺乏继承性。

郑和下西洋的结束，结束了中国领先的旧时代，哥伦布地理大发现的开始，开启了西方崛起而后领先的新时代。开拓精神让人们突破了旧思想的束缚，形成了科学探索的精神，地理新发现打开了科学探索的眼界，导致近现代科学体系的诞生，最终推动了制度的变革以及工业革命。科学是近现代文明的启蒙基础，是近现代强国的根基。

为什么会有中西方这一千年来的此消彼长，李约瑟问题的答案有两方面：中国的一方面是唐宋以来兴起的科举制度，将中华民族大量优秀人才的精力引导在八股文和统治技巧中，造成了增长的停滞，后来的闭关自守和盲目自大，造成了人均水平的直线下降；另一方面是西方，眼光向外、面向自然，产生了市场经济、产生了科学，取得了工业文明的大爆发。

我们看到，经济的实力不在于有多少金钱，而在于有多少可以被人们使用的科技成果，无论是电灯、电视、空调、冰箱、洗衣机、计算机、互联网和手机，还是汽车、飞机、高铁、自来水和医疗科技，科技既给发明人、生产者带来了巨大的经济回报，更给人类社会带来了生活的改善，经济的本质就是将科技成果普惠到大众的可持续循环机制。而科技成果的产生又离不开资本的支持，从美第奇家族资本以及犹太银行家对文艺复兴的支持，到西班牙女王对哥伦布发现新大陆的国家资本的支持，到第一次工业革命时代五金工厂主博尔顿对瓦特发明蒸汽机的产业资本的支持，第二次产业革命时代摩根投资对爱迪生、特斯拉、马可尼等发明的金融资本的支持，一直到第三次产业革命时代硅谷与风险投资行业的诞生，科技创新插上了资本的翅膀，资本成为教育与产业、科学与应用的桥梁。

而源泉，就在于培养人才的教育，在于能产生科技成果的大学。

如果展开文艺复兴到工业革命的科教历史，首先是1088年人类第一所近代大学-博洛尼亚大学的诞生，12世纪世界大学之母-巴黎大学诞生，随后从巴黎大学回到英国的师生建立了牛津大学。我们看到：17世纪英国大学的崛起，既培养了大批英国的科学家，也吸引了大量欧洲大陆因战乱和政治宗教迫害而流出的科学人才，伴随而来的就是英国工业革命的领先和国家在全球的领先；18世纪，彼得大帝成立彼得堡皇家科学院，从战乱的欧洲吸引了大量的科学人才，也培养出门捷列夫、巴甫洛夫等众多顶级科学家，为俄罗斯成为世界强国奠定了坚实的科技基础；19世纪，德国建立大量大学（超过当时欧洲其他国家新建大学数量的总和），利用法国的战乱吸引了大量人才，后来居上成为欧洲强国；美国大学自19世纪初全面学习德国洪堡的“教育+研究”的理念后，广大疆域容量背景下众多大学雨后春笋地诞生，自主办学、学术自由、相互竞争、经费来源多元化、公立私立并行发展，形成了当时世界最好的教育和研究土壤，恰好欧洲两次大战造成人才精英外逃，形成了科研多元文化思想碰撞、生源全球精英汇聚的黄金机遇，天时地利人和造就了美国科教体系的繁盛，为美国成为世界霸主做出了决定性的贡献。二战后，美国高校又创立了产学研的科教新模式，将大学与产业通过资本耦合起来，进一步夯实了科教兴国的长期基础。

从历史的经验和教训中，我们可以看到，科技是经济和军事实力的源泉，教育是科技的基础，创新是科教成果的体现，一个完整的国家创新体系，创新的需求包括科研的自由好奇探索、产业的实践需要和国家的大项目与军事需求三大方面，这些需求往往需要在大学科研中实现，通过产学研合作转化。

一个国家的科技创新成果产出，由五项因素逐步关联决定：第一是人口规模、智力天赋和勤奋精神决定的人才基础，第二是基于人才基础提供的科学素养、探索精神和创造力为目标的教育体系，第三是教育产出后受社会价值导向、制度政策引导形成的人才职业流向，第四是职业流向领域受市场经济制度和资本支撑体系影响的创新产出概率与转化效率，第五是受经济、社会与制度稳定性改革与动乱影响的创新发展的继承延续性。

当前中国因为改革开放的伟大决策而重新崛起，世界各国也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科教再次成为国家兴衰的决定性和长期性因素。回望汉唐的兴盛，透析英美的崛起，反省闭关锁国、人才智力资源浪费的惨痛教训，我们在此就科教兴国提出两个具体建议：

一是建立面向全球智力精英的基础科学特区。

作为之前跟踪世界科技前沿的“863”计划的升级版，与千人计划、外国专家引进不同，“基础科学特区”面向建立物理、生物、化学、数学等基础科学前沿的引领能力，而且在当前中国可支持科研的财力大大增强、欧美局势动荡人才思变的新形势下，应当效仿当年的英国、俄国和美国，吸引全球各国优秀年轻人，既包括华人，更包括犹太人、印度人、日本人等智力精英，到中国的特区发展新的研究成果，而非是已经功成名就的资深科学家；面向未来10-30年的人类自然科学、基础科学前沿开展长期不断延续的科研，而非短期急功近利；效仿深圳特区成功经验，在国籍管理、资金资助、项目管理、成果评价和人才服务方面制定特别的、长期延续的政策制度，对人才家庭提供全方位的保障。吸引全人类的前沿科学探索能力，包容多元化思维方式，引领世界前沿创新与突破。

二是提高全民基本科学素养计划。

在普通民众、企业、政府等社会各领域普及基本科学常识，将物理、数学、化学、生物、经济列为义务教育必修科目，将物理、数学、生物和经济列为高考文理科都覆盖的必考科目，减轻文理分科的基本科学素养常识的偏科缺失，将科学与经济列为公务员必考与必修科目，培养全民科学思考习惯，树立全民科学探索精神，提高全民科学常识判断能力。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我们相信，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需要扎实的人才基础，人类文明的未来进步也需要中华文明的新贡献，科教兴国，既是中国梦，也是世界梦。（作者为清华控股产业研究院执行院长）

见习编辑：李茜楠 主编：商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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