降低惠普金融成本，需要政策支持

本报见习记者 徐晓梅 记者 冉学东 北京报道

4月25日，以“数字普惠金融助力实体经济”为主题的普惠金融国际高峰论坛在北京举行。

论坛上，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副所长、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胡滨指出，中国的普惠金融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但仍面临成本高、效率低、服务不均衡等问题，如何解决这些问题成为发展普惠金融路上的阻碍。

根据世界银行统计，中国2014年在普惠金融方面属于稍微中等偏上的领先地位，但手机支付的比例仅是0.48，而世界水平是1.38，很明显，中国的移动支付低于全球水平。但截至2018年，中国移动用户超过9亿人，渗透率达到92%，交易总额超过200万亿元。

对比美国的PayPal，其用户2.67亿，占全球总交易笔数的53%，交易规模是5780亿，只占中国交易规模的2%，中国在移动支付方面已经占据全球领先地位。另外，中国货币基金市场规模也位居全球第二。

根据北京大学相关研究，中国数字普惠金融在2015年的水平是2011年的5.5倍，取得快速发展。

纵观全球，中国的普惠金融发展具有后发之势。野村综合研究所研究理事桑津 浩太郎称，“中国大数据、AI、区块链等新技术开拓了新的金融服务手段，且技术发展程度远超日本。金融服务成本、金融获得路径等是一个不可或缺的课题。我相信在中国可以进行一个更创新、更先进的数字普惠金融。”

目前，很多国家已把发展数字普惠金融作为提升国家竞争力重要的着力点，并采取各种措施。

野村综研未来创发中心资深高级顾问李智慧介绍，为应对数字化浪潮，日本制订了金融数字化的转型战略，促进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主要分为：第一，开放创新，推动金融科技企业和银行的合作；第二，设定一些类似先行先试的实验性重点项目；第三，推动支付清算的升级。

但不容忽视的是，我国普惠金融还存在成本高、效率低、服务不均衡等问题。

毫无疑问，金融服务可获得性正在不断提升，但不可忽视的是，在传统普惠金融模式和技术条件下，普惠金融面临的成本高、效率低、服务不均衡、商业不可持续等全球共性的难题依然无法得到很好的解决，成为实现普惠金融目标的主要障碍。

胡滨直言，随着数字普惠金融技术的普及，改革进入深水区之后，行业关注的焦点不再是速度，更多的是如何利用数字普惠金融来降低金融服务成本的问题。

在他看来，中国数字普惠金融在发展迅猛的同时，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特别是客户隐私权保护和信息安全方面。同时，数字普惠金融的有效供给不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情况仍然比较突出。通过数字普惠金融机构，部分中小企业融资急的问题虽得到解决，但是融资贵的问题依然突出，区域之间的不平衡也没有得到根本性的改变。

“尽管采取了数字技术，运营成本在下降，但数字普惠金融机构不是传统银行，获得资金的渠道不一样，获取成本也比较高。”胡滨指出，下一步如何降低数字普惠金融的金融服务成本，是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一个瓶颈，需进一步的政策支持。

对于普惠金融面临的问题，论坛上也给出了一定的解决方案。

WeLab中国区副总裁陈莉指出，对于从事普惠金融面临的挑战，同业和异业有着相当大的差异。同业方面，首先需要提高大数据的采集和分析能力，其次是提升场景和建模的能力，加强建设“标准化场景”；异业方面，包括支付、旅游、物流在内的很多行业对金融服务有着很大的需求，但由于其大数据采集能力和应用能力的不足，传统机构很难去介入这些场景，所以他们需要的是线上金融产品的设计经验和“拎包入住”式的金融解决方案。

而在中国互联网金融协会副秘书长杨农看来，在推进数字普惠金融过程当中，不能仅靠技术单兵突进，把技术过度神化泛化，应该研究推动包含政策、制度、技术等在内的一揽子、系统性的普惠金融解决方案，构建数字普惠金融的政策支持体系、风险治理体系、技术创新体系、基础设施体系和消费者保护体系。

责任编辑：孟俊莲 主编：冉学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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