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布下两大陷阱成为本世纪全球治理最大挑战

庞中英

提出“修昔底德陷阱” (Thucydides's Trap)是艾利森（Graham Tillett Allison, Jr）的一项重大的学术贡献。艾利森也回答了如何解决“修昔底德陷阱”。不过，我认为，艾利森的贡献不是回答了如何克服“修昔底德陷阱”，而是提出了“修昔底德陷阱”。他关于克服（治理）“修昔底德陷阱”的论述尽管洋洋洒洒为一专著，但还是不如他提出这一问题的贡献来得大。

什么是“修昔底德陷阱”？这是关于大国之间的关系，尤其是关于大国之间的竞争和冲突的。艾利森最近在北京的一场演讲（见：艾利森：《中美如何避免修昔底德陷阱？》，FT中文网，2019年4月1日）称，“修昔底德是一个伟大的思想家和历史学家”。他指出，“修昔底德陷阱”说的是希腊半岛战争历史，是关于雅典和斯巴达之间的战争，这场战争摧毁了古典希腊的两个主要城市国家。“修昔底德陷阱”并不是今天才有的，早在2003年，艾利森就使用“修昔底德”来指出问题了。艾利森的观点是：“当一个崛起的强国威胁要取代一个统治强国时，其结果往往是战争。我在研究中梳理了2500年前发生在希腊的历史。当时雅典的崛起令人叹为观止，它给其他国家产生的影响是令人恐惧的；而斯巴达人当时已经统治希腊一百年，最终，他们爆发了战争。”

许多人承认，“修昔底德陷阱”是一道国际关系难题。我认为，与其说是“修昔底德陷阱”，在中国，不如也可以命名为“艾利森问题”。

我们知道，最近几年，自从正式出版了他的关于“修昔底德陷阱”的大作（见：Graham Allison, Destined for War: Can America and China Escape Thucydides's Trap? Houghton Mifflin Harcourt, 2017），艾利森先生经常在美中之间演讲。他的演讲进一步提出和推广了“艾利森问题”。艾利森试自问自答，“到目前为止已经找到了九种可能避开‘修昔底德陷阱’的可能性”（见：艾利森：《中美如何避免修昔底德陷阱？》，FT中文网，2019年4月1日）。

我的看法是，艾利森本人回答“艾利森问题”固然很好，但他的回答也仅是一家之言，即是关于“艾利森问题”的一种答案。

就在艾利森先生提出“修昔底德陷阱”不久，艾利森在哈佛大学的亲密同仁、著名的“软实力之父”奈（Joseph Samuel Nye Jr.）提出了“金德尔伯格陷阱” （The Kindleberger Trap）。提出“金德尔伯格陷阱”的奈的文章很短（见：Nye, Joseph.“The Kindleberger Trap.” Project Syndicate, January 9, 2017）。尽管如此，考虑到奈在国际关系学术界的巨大影响，我觉得，不能就论著长短论贡献（学术价值），“金德尔伯格陷阱”这一问题的提出无疑可以与“修昔底德陷阱”媲美。

什么是“金德尔伯格陷阱”？奈在上述短文中指出：“马歇尔计划的天才构想者，后执教于麻省理工学院的（经济学家）查尔斯·金德尔伯格认为，20世纪30年代的灾难起源于美国取代英国成为全球最大强权，但又未能发挥英国提供全球公共品的作用。其结果是全球体系崩溃，陷入萧条、种族灭绝和世界大战。”奈根深蒂固地认为，为了在21世纪避免重陷20世纪30年代那样的灾难，世界体系中仍然需要要有一个“全球公共产品”的提供大国。在奈写作这个观点时，美国的特朗普政府不愿意继续做这样的“全球公共产品”提供者。于是就有了奈的这一巨大设问。奈的这一设问发生在美国国内国际事务学者纷纷认为现存的美国曾经主导的国际秩序的衰落甚至“终结”之时。他的问题直奔主题，假如美国不再是这样的提供国，“今天，中国力量崛起，它会帮助提供全球公共品吗？”。

于是，奈对“金德尔伯格陷阱”这一问题的设定走向狭窄。如同艾利森，奈的逻辑也让我失望。我很高兴地看到他继艾利森提出“修昔底德陷阱”后提出“金德尔伯格陷阱”，但却失望他居然把“金德尔伯格陷阱”局限于“提供全球公共产品”的超级大国及其继承大国。这反映了奈的世界观仍然是超级大国为中心的，当然也说明他对世界局势的看法是悲观的：一方面，美国至少现在不再是全球公共产品的主要提供者，一方面，中国还不能（在能力上，奈说的中国仍然是“弱”的）取代美国成为这样的全球公共产品的提供者。而这以悖论构成了他的“金德尔伯格陷阱”。

有了“金德尔伯格陷阱”，“修昔底德陷阱”不再孤独。不过，截止目前为止，两大“陷阱”似乎并没有相互呼应。艾利森和奈两位大师没有讨论他们各自提出的不同“陷阱”之间的关系。从研究的角度，我是十分希望看到他们两者对两大“陷阱”之间关系的深入讨论。

我提出了两大研究任务：第一，重新定义“修昔底德陷阱”和“金德尔伯格陷阱”，即超越这两大“陷阱”的艾莉森和奈版本。第二，把“修昔底德陷阱”和“金德尔伯格陷阱”联系起来。至于如何超越，以及讨论两大“陷阱”之间的关系，是我正在进行的研究。限于篇幅，本文就不展开陈述我的研究。

最近，我在多个研讨会上发言，呼吁超越“修昔底德陷阱”和“金德尔伯格陷阱”，并讨论“修昔底德陷阱”和“金德尔伯格陷阱”之间的关系。比如，2019年3月30日，在厦门大学为庆祝杨国桢教授80华诞而举行的“海洋与中国研究”国际研讨会上，我就提到了我的这项研究。。

如同奈在上述他的短文中指出的那样，“修昔底德陷阱”和“金德尔伯格陷阱”是“历史布下的”（ history has set）。在我看来，这两大“陷阱”属于21世纪最大的全球挑战。

无论是单一学科还是多学科，无论是单一国家还是全球社会，在学术上和实践上回答或者治理“修昔底德陷阱”和“金德尔伯格陷阱”绝非易事。我的初步研究表明，由于把这两大“陷阱”重新定义，并紧密联系起来，在今天这样的多方或者多元的世界（a polycentric world）如果遵从“集体行动的逻辑”而不是“霸权的逻辑”，“金德尔伯格陷阱”是完全可以克服的，而“金德尔伯格陷阱”的克服则达到治理“修昔底德陷阱”的效果。我要强调的是，治理“金德尔伯格陷阱”就是治理全球挑战，而全球治理才是真正的有效的和平之道，即在全球层次治理“修昔底德陷阱”。全球治理若成功，21世纪就是全球和平的。

（作者为著名国际政治学者、中国海洋大学特聘教授、海洋发展研究院院长，澳门科技大学特聘教授、社会和文化研究所博士生导师）

责任编辑：秦岭 主编：商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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