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认识的庄心一

前排从左至右分别为陈共炎、吴清、庄心一、黄红元、王建平，后排左二为作者

兆丰

2018年12月19日-21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京召开。会议指出，今年三大攻坚战初战告捷。三大攻坚战是指防范化解金融风险、脱贫攻坚和污染防治。这也是杭州市委、市政府今年工作的重中之重。三大攻坚战首要任务就是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杭州的情况与全国一样，听到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初战告捷”的定调，我作为分管金融工作的副市长既感同身受又十分欣慰。

我时常和同事们开玩笑说，我到杭州工作时机不对。2017年5月份来时，风调雨顺，工作开展平稳顺利；但从今年开始，挑战陆续而来，先是有大型民企集团出现流动性危机，然后是个别上市公司连续亏损面临退市，再后来就是P2P网贷机构连续“爆雷”，实控人“跑路”，直到大量上市公司股权质押面临强制平仓风险以及少数非法集资机构和私募基金违规经营出现兑付危机，可谓层出不穷，应接不暇。得益于中央、省委省政府的坚强领导，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的亲自部署，靠前指挥，地方和部门的共同努力，担当有为，才使得风险得到沉着应对、有序处理，保证了全市经济社会大局的稳定，没有出现系统性、区域性的风险事件。

在这一系列风险应对过程中，我作为分管领导，全过程参与组织指挥协调处置的工作，算是尽了一份心、出了一份力。也让我由衷地感谢一个人，我在证监会风险办工作时的老领导：庄心一。当年我跟着他参与处置“德隆系”风险和证券公司综合治理的经历，对我今天应对这一系列金融风险提供了宝贵的经验与借鉴，今天处置这类突发风险的底气和胆气，就我个人而言，很大部分源于此。

说起来，“德隆系”风险处置和证券公司综合治理都是十四、五年前的事了。德隆事件是指2004年4月曾经是中国最大的民营企业的德隆股票崩盘，导致德隆轰然倒下的事件。德隆集团当初被人们称作“股市第一强庄”，是一家旗下拥有177家子孙公司和19家金融机构的巨型企业集团。它由唐氏四兄弟于1986年创建于新疆乌鲁木齐。2000年初，德隆在上海注册了德隆国际战略投资有限公司，推行产业整合，曾经一度辉煌，但在实施并购过程中，由于规模过于扩张，最终导致了资金链断裂，陷入了财务危机。德隆系旗下老三股（合金投资、湘火炬、新疆屯河)上演高台跳水、连续跌停、放量出逃三步曲，直至全面崩溃。

为防止发生系统性、区域性风险，国务院成立工作专班，证监会参与其中。我当时在广东证监局任副局长，因为“湘火炬”和德隆参股的“恒信证券”在湖南，有领导提议“湘人治湘”，把我紧急抽调出来，派到长沙担任现场工作组组长并参与湖南证监局日常工作，有“临机决断之权”。这个中艰辛曲折一言难尽。

证券公司综合治理则是指2004年8月至2007年8月历时3年的证券行业的综合治理。2003年底至2004年上半年，随着证券市场的结构性调整和持续低迷，南方证券、闽发证券、“德隆系”等证券公司的问题充分暴露，证券行业多年累积的风险呈现集中爆发状态，证券公司面临行业建立以来第一次行业性危机。据事后摸底核查，当时全行业客户交易结算资金缺口640亿元，违规资产管理1853亿元，挪用经纪客户债券134亿元，股东占款195亿元；超比例持股99只，账外经营1050亿元；84家公司存在1648亿元流动性缺口，其中34家公司的资金链随时可能断裂。证券公司的风险已经严重危及证券市场安全，波及社会稳定，成为制约证券市场健康发展的突出问题，情况十分严重。

证监会按国务院2004年1月发布的《关于推进资本市场改革开放和稳定发展的若干意见》要求和总体部署，一方面会同有关部门和地方政府紧急组织对高危证券公司行政处置，化解迫在眉睫的危险，控制个案风险向外部蔓延和冲击；另一方面集中力量，深入剖析风险成因，研究整体解决问题的具体方法和配套措施。2004年8月，证监会召开专题性的全国证券监管工作座谈会，在证券监管系统内全面部署和启动了综合治理工作。2005年7月，国务院办公厅转发证监会《证券公司综合治理工作方案》，要求各地区、各部门高度重视、密切配合，共同做好综合治理工作，并成立证券公司综合治理专题工作小组。工作班子紧紧抓住宏观经济良性运行和证券市场深化改革的重要机遇，以加强防范、完善制度、形成机制、打击违法违规活动为目标，将风险处置、日常监管和推进行业发展三管齐下，做到防治结合，以防为主，并逐步形成了“四大原则、八大体系”的工作套路。四大原则是：多管齐下，分类处置；标本兼治，重在治本；统筹兼顾，确保稳定；依法行政，完善机制。八大措施体系为：一是采取“讲实话、真整改、定责任、给时间”的政策，全面摸清风险底数，强力督促证券公司整改；二是及时稳妥处置高风险公司，设立证券投资者保护基金，制定和出台《证券公司风险处置条例》，建立风险处置的长效机制；三是鼓励有关方面（主要是四大资产管理公司）在符合法律法规和监管规定的前提下，对风险公司进行重组，使其达到持续合规经营标准；四是改革完善客户资金存管、国债回购、资产管理、证券自营等基础性制度，建立证券公司财务信息公开披露制度；五是对证券公司实行分类监管，建立公司业务范围和规模与其净资本动态挂钩的新机制；六是鼓励资质良好的公司创新发展，支持优质公司进一步做优做强；七是完善证券监管机构与公安、司法机关的协作机制，强化责任追究，严肃市场纪律，严厉查处违法违规行为；八是制定、修改有关法律法规，完善证券公司监管法律法规体系。

证监会全系统“总动员”，据统计，在当时全国2000多人的证券监管队伍中，至少有三分之一的人参与了风险处置工作。锻炼了队伍，全面提高了素质和监管能力。至2007年8月，在关停并转31家证券公司的基础上，历时3年的证券行业综合治理圆满收官，社会各方评价这是一次行业内重大的制度性变革，在行业内外危机下，由政府及监管部门主持的一场力挽狂澜的变革，经过这次暴风骤雨的洗礼，整个证券业的经营状况、财务指标、经营理念和监管思路都发生了革命性变革。记得当年在总结风险处置经验体会时，我作为全程参与者，曾说过这样的话：证券公司风险处置这一事件，将永载中国资本市场史册；今天的人们，已经对风险处置工作给予了极高的评价，但我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后人将会给予更高的评价。我曾对庄心一副主席说过，我认为，如果不是我们在2004——2007年提前主动处置了这些证券公司风险，拖到2008年亚洲金融危机来临时，中国不知要倒多少家证券公司，造成多大的经济损失和社会震荡。

铺垫了这么多，该言归正传了。

庄心一，男，汉族，1955年4月生，上海奉贤人。197年-1975年，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四师知青。1975年-1978年，内蒙查干诺尔碱厂工人。1978年-1982年，在辽宁财经学院（今东北财经大学）基建财务专业学习。1982年-1986年，中国人民建设银行投资一部干部、副科长、科长。1986年-1992年，中国人民建设银行办公室副处长、处长。担任过建行总行行长周道炯的秘书。1992年1月-1992年10月，中国人民建设银行信贷部副主任。1992年10月-1993年8月，国务院证券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副局级）。1993年8月-1995年10月，中国人民建设银行信托投资公司副总经理。1995年10月-1997年10月，深圳证券交易所总经理、党委书记。1997年10月-1998年10月，国务院证券委员会办公室巡视员（正局级）兼中国证监会培训中心主任。1998年10月-2002年3月，深圳市政府副市长、党组成员（其间，1993年—1998年先后在职攻读西南财经大学货币银行学硕士研究生和西安交通大学货币银行学博士研究生）。2002年3月-—2002年7月，主持中国证券业协会全面工作。2002年7月-2003年11月，中国证券业协会会长、党委书记。2003年11月-2005年2月，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主席助理、党委委员兼机构监管部主任、风险处置办公室主任。2005年2月-2015年9月，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副主席、党委委员。我从2004年5月抽调到“德隆系”风险处置湖南工作组任组长起，正式在庄心一手下工作，直到2008年6月调离风险办，受他直接领导4年时间。这4年真是甜酸苦辣都尝遍了，如果今天要我评价他，我就是三句话：讲政治、干实事、带队伍。

讲政治体现在当时面对资本市场和证券公司多年积淀的风险，他不回避，勇于担当，积极出谋划策，为会党委和尚福林主席提出意见和建议；在国务院决定开展证券公司综合治理后，身先士卒、冲锋陷阵、精心组织、狠抓落实，确保国务院和证监会党委的决策部署执行到位，前述文章中反映的证券公司风险处置成果就是最好的证明。

干实事体现在他不但想干事，而且会干事，干成事。面对风险处置中的艰难险阻，他凭借自己的政治经验、专业素养，深入研判、精心分析、瞻前顾后，制定出券商综合治理的基本思路并周密部署，因而抓住了有利时机和时间窗口，用短短3年时间就完成了券商综合治理工作。归还了人民银行的再贷款，基本化解现有风险，初步建立起新的机制，有效防范了新的风险，为证券公司规范、持续、稳定发展奠定了基础。

带队伍体现在两点：一是历时3年，涉及几十家券商，几千万投资者，几百亿元的资产处置，整个风险处置队伍迎难而上、不畏艰辛、令行禁止，呈现出良好的战斗作风和顽强的斗志。而且在干成事的同时，干部还不出事。他带出了一支铁军。二是培养了一大批风险处置人才，造就了一大批素质高、业务精、会管理的干部队伍。仅以当年参与风险处置的机构部、风险办的几位主任看，吴清现为上海市副市长，黄红元是上海证券交易所理事长、党委书记，陈共炎是中央汇金公司副总经理兼银河证券董事长，均身居要职。我当时是风险办副主任，跟陈共炎、吴清都搭档过，基本上是他们“主内”我“主外”。风险处置干部散枝扩叶，现在在正厅级岗位的不下10位。当时，证监会系统上下都知道，风险办干部苦，但提拔得快。

庄心一对干部严厉是有名的，很多干部都被他骂过。我们风险办和机构部的更是首当其冲。我曾被他拿一堆文件砸过，幸亏我反应快，用手挡了一下，才没被砸在头上。现在可以披露个“小秘密”，当年他由主席助理提副主席时，中组部考察组曾找我谈话，提到会里干部反映庄心一工作“作风粗暴”，问我是否属实。我回答了两点：第一，首先他是出于工作责任心，焦急，我能理解；何况确实是我工作失误在先。第二，比起现在大家一团和气，谁也不得罪人，谁也不敢负责任，我倒更愿意接受他这样的领导。中组部同志很惊讶，说你的说法，我们还是第一次听到，让我们换了一个角度看这个问题。

庄心一对下属严厉，但也很“护犊子”，他管的干部，他自己可以批评，但他不允许其他人随便批评，干部出事，他第一个冲出来保护。曾有某省领导指派当地公安组成精干分队到京，意欲“秘捕”吴清和我两人回当地。据说，连续跟踪了我们两人几天时间，基本摸清了我们行动规律、路线，制订了在抓捕后两小时内撤出北京的方案。幸好被公安部驻证监会证券犯罪侦查局的同志发现，得以劝止。庄心一听说后，马上找尚福林主席反映，又找当时国务院分管副秘书长尤权（今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统战部部长）反映，要求国务院办公厅给所属省政府主要领导打招呼，严厉制止。在他严厉的面孔后面，是一张对同事、战友兄弟般的情意。私下里，他与大家却是“君子之交”，不拉拉扯扯。我在他手下提的正厅级，一分钱没送过，记得当时到他办公室就是口头致谢，他还是这么说的：你谁也不用谢，你今天得到的是你该得的。令我十分感动，我后来对我提拔的干部也是这么说。

正是受教于当年证券公司综合治理的一系列成功做法，我们今年在应对杭州系列金融风险时，才显得从容不迫，应对有方，并结合杭州实际创造性地开展工作。杭州的风险处置工作，得到了中央有关部委和省委、省政府充分的肯定，甚至成为了全国的示范。但我们也很清楚，更大的挑战还在后面。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明年要针对突出问题，打好重点战役，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攻坚战，要坚持结构性去杠杆的基本思路，防范金融市场异常波动和共振，稳妥处理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做到坚定、可控、有序、适度。

我坚信，有党中央、国务院的坚强领导，有省委、省政府的鼎力支持，有市委、市政府的统筹指挥，杭州金融风险的攻坚战一定能够取得胜利。（作者为浙江省杭州市人民政府副市长）

责任编辑：秦岭 主编：公培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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