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等中国企业面对“全球化悖论”寒冬如何避免被冻死？

庞中英

我对华为公司了解不多，最近10多年也多以研究宏观的全球经济，尤其以全球的政治经济为主；但是，如同所在的国际关系学科的许多同行一样，华为公司目前与美国的恩怨，也是我十分关注的。

所以，想借助《华夏时报》一栏，就以华为与美国的关系为案例，我提出一个观点：企业，尤其是非美国的国际化（全球化）发展的企业，面对着深重的全球化悖论。

公司之如华为，成也全球化，败也全球化。我这里说的前一个全球化，就是20世纪80年代兴起、90年代如日中天、21世纪初仍然快速发生的全球化的世界经济；后一个全球化，当然不是前一个全球化，而是“去全球化”（de-globalization）。“去全球化”也是全球化。全球化成就大批企业，“去全球化”如秋风扫落叶，大批企业将遭受重创。

华为目前遭遇到的最大打击，还不仅是其领导人孟晚舟在北美的落难，而是来势汹涌的“去全球化”。这场“去全球化”可能持续多年，不幸的是，目前的“去全球化”仅是刚开始。

许多人对这场“去全球化”缺少明确的、正确的认识；所以，居然缺少“去全球化”情况下的策略、政策。现在若能找到过冬的设施，还不至于冻死。

华为的全球遭遇，已经不是一天半天的情势，只是如今似乎遭到致命的一个打击（孟副董事长失去自由，甚至被引渡到美国），也许就其公司层面，已经充分意识到：华为正在成为“去全球化”的牺牲品。

在美国哈佛大学工作的土耳其人罗德里克（Dani Rodrik）因为其“全球化悖论”（The Globalization Paradox）的提出而成为更加杰出的经济学家。罗德里克的“全球化悖论”说的是宏观的、在一个个的仍然存在的国家（尤其是西方国家，如美国）面对的“全球化悖论”。华为是公司，并非国家，但是，一样面对“全球化悖论”。

微观之企业层次上的“全球化悖论”，尚未有人提出和研究。我真想写一本微观层面的企业面对的《全球化悖论》。

华为被叫做（被美誉）最为全球化或者真正全球化的一家中国出身的、中国为基地的、实际上也是被广泛认同为“中华民族”的公司。不清楚其“创新”（以前叫做“研究与发展”）是否仍然在深圳等中国本部，也不清楚其利润获得最终是否还在母国之中国；但是，这两大指标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家公司确实是一家典型的21世纪的在一个行业引领世界的全球公司。

其目前遭遇到的困境我叫做“企业的全球化悖论”。我不清楚这家公司的决策层已经和将要如何克服这一全球挑战。

如同其他许多公司（在美国上市），华为公司与美国的关系应该是整个华为的叙事中最为核心的。这如同许多国家的全球化故事的最核心部分恰恰是与美国的关系。华为的决策人多次强调美国市场的重要性。华为的核心供应商大多数是或者曾是“美国公司”（美国为总部基地的，或者其核心的研发在美国，利润最后目的地也是从“全球”流回到美国）。

事实上，从20世纪70年代末到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40年的全球化，是以美国为中心的。华为的成长与美国息息相关。

但是，华为决意要成长为一家顶天立地的真正的全球公司。不屈不挠的华为似乎真的做到了。其成就巨大而辉煌，令公司内外上下自豪、他慕。

美国一直是通过把其国内治理延伸到国际体系来治理全球化（带来的问题）的。我这里说的是“治理全球化”（governing globalization）。全球化也是美国一直要对付的顽固挑战。华为早已意识到这一点，但是，其个性是不能简单接受美国这样的全球化治理，因为如果接受了，华为就不成其华为了。美国治理华为为的是把华为纳入作为世界体系的美国体系，变华为为一家对美国至少无害的公司，尤其是迫使华为不能挑战那些真正的代表作为“民族”的美国的全球公司。

一方面与美国有着强大的相互依赖（技术和产业连带），一方面又让在美国的竞争对手和利益集团日益焦灼不安。美国政府于是介入此一全球商业竞争，华为的全球商业行动被高度政治化，进入中美“大国竞争”的方程式。这使得华为不得不在爱恨交织中发展出一整套在美国市场的避险策略。可是，这些建立在公司对美国比较精准认识的基础上的避险策略终究还是逃不出美国的“长臂管辖”（Long-arm Statute）之“如来佛手心”。华为的全球化，假如说该公司真的与美国的敌国伊朗存在美国不可饶恕的交易，美国不治理华为是不可能的。

顺便说一句，到了特朗普时期，对付诸如华为之挑战，美国更是不会使用WTO等多边的国际的治理，而是，完全使用其得心应手的霸权治理。

特朗普上台后的“去全球化”，首当其冲的华为，不得不聪明地绕开美国，却绕不开美国的盟国，如加拿大。

华为一再受到美国的打击后，实际上也在寻求替代美国市场的市场，一直在探索新的全球化路线（re-routing）。最新的例子是，华为开拓了葡萄牙等市场。无奈，截止目前为止，在美国的带动和要求下，当年英国首相丘吉尔的“说英语的各国人民”（the English-Speaking Peoples）——从美国到澳大利亚，几乎都对华为亮起红灯，不知道只是工作上讲英语的欧盟是否将跟进英语世界的抵制华为行动。

说英语世界向华为亮起红灯，制裁华为，几乎要断了华为的全球化后路。全球化，毕竟是以说英语的世界为主的。如果欧盟今后也如此，华为将被逼上不能进一步全球化的“华容小道”。

我不清楚华为是否也已经开拓“一带一路”国家，或者有的“一带一路”国家也将向华为亮起红灯。即使“一带一路”国家普遍欢迎华为，但是，其具有替代失去的美欧市场的意义吗？

目前，世界上奉行“经济民族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的国家不仅是美国。中国周边经济崛起最快的大型经济体是印度，而印度正是从来奉行国际贸易保护政策的。特朗普提高美国大市场的门槛，高举“保护”美国免受全球化冲击的大旗，将在美国“政治市场”赚取更多的“通货”——选票。

结论：科技或者科技公司的本性是全球的。从理论上看，科技创新的企业，如果进展顺利，迟早是要从小到大、走向全球的。这是一个个的鲜活的企业之“成长周期”或者“生命周期”的案例一再证明的。华为是如何成长为全球公司的最好案例。然而，这个世界的政治的、法律的国际权力结构，往往地，又是影响企业全球化的关键因素。美国及其“说英语的各国人民”目前仍然占据着国际体系中的霸权地位。

不知华为之类的新兴全球化公司，怎么挺过全球化的寒冬。

当然，我这里是把目前的“经济民族主义”再起之“去全球化”隐喻为季节变化之寒冬的，而非假定为“天变”之气候变化（climate change）。我不希望公司如华为等遭遇的是气候变化。对付寒冬，相对容易，但对付气候变化，目前没有更好的办法，根据联合国气候变化治理进程，主要还是靠适应（adaptation）和缓解（mitigation）。（作者为著名国际政治学者，中国海洋大学特聘教授、海洋发展研究院院长，澳门科技大学特聘教授、社会和文化研究所博士生导师）

责任编辑：秦岭 主编：商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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