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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亚能否重归中国规则时代

作者:徐立凡

来源:

发布时间:2009-10-16 20:16:39

摘要:东北亚能否重归中国规则时代

10月的中日韩首脑聚会,或多或少地表现出东北亚主要国家疏远西方世界的一面。在这个地区发生这种事,近代史以来是第一次。即使没有多少带有偶然性的金融危机和日本政局变革这两个事件,东北亚自我意识的苏醒也是必然的。由于市场的作用,东北亚在一个多世纪的反历史规律之后,实际上恢复了以中国为规则制订者的传统进程,即使这一进程在今天仍看不清晰。

本报评论员 徐立凡

10月的中日韩北京首脑聚会,或多或少地表现出东北亚主要国家疏远西方世界的一面。在这个地区发生这种事,近代史以来是第一次。长期以来,东北亚地区要么受西方国家折磨和支配,要么因为自身内部的历史恩怨和政治怀疑而互相提防,由西方充当裁判者。现在,这种形成了一个多世纪的东北亚与西方的关系模式开始动摇。
   有两个因素造成了东北亚凝聚力的突然增强。一是国际金融危机让东北亚认识到,西方的体制优越性并不是完美的。这是东北亚在10年之内第二次认识到这一点。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韩国就饱受其苦,并被迫对以教师姿态前来善后的IMF低头。二是日本政治体制发生半个多世纪来的最大变化。自民党的“55体制”毫无困难地被掀翻,给了日本重新思考国家战略方向的时机。日本长期以来面向西方的热切目光,回到了本地区打量,于是,出现了“脱美入亚”的新说法。
    即使没有多少带有偶然性的金融危机和日本政局变革这两个事件,东北亚自我意识的苏醒也是必然的。三个主要国家中,有世界第一第二外汇储备大国,有世界第二第三大经济体。这三个国家加上东盟,经济总量已经超过欧盟,而东盟与中国的自贸协定明年就要生效。奇怪的是,在这样骄人的经济成绩背后,东北亚这一亚洲经济的重心所在,却是全球唯一没有区域经济合作框架的空白区。
    内生动力加外部环境变化,促使东北亚三国走到了一起。如果说去年在日本福冈的首次三国峰会的动机是战术性的,是源于金融危机的抱团取暖需求的话,那么这个月在北京的三国峰会,就更多地带有了战略性质。它表明的是,即使有方方面面的条件不成熟还在制约,但东北亚打算在今后发出自己的声音,不管用多少时间。
    所以,对于“东亚共同体”或“亚元”这样的说法,尽管容易招致嘲笑,但是最好是认真对待。它今天还是一个概念,一座空中楼阁,但没人能保证说,它永远如此。
    人们会轻易地举出很多东北亚经济版图无法统一的理由。比如历史问题造成的仇恨,这个地区从来是一强领导而不适应双雄并立,朝鲜半岛局势的不稳定影响了地区经济资源的统一调配,不可能被忽视的美国存在,等等。但是,东北亚经济整合的有利因素同样很多。比如相同的社会文化和企业文化背景,基本一致的发展模式,拓展经济发展空间的需要,或许最重要的,是天然的地理接近。不管愿不愿意,这决定了东北亚的整合动力。
    这种动力更多地来自日韩两国。日本积极倡导东亚共同体的原因完全可以理解。相对于市场和内需容量庞大的中国,日韩两国的发展空间已经十分有限。沉寂了20年的日本之所以保持着富裕国家的尊严,基本上得益于中国经济的发展。日本国民收入长期不能增长却仍保持富裕生活水平,很大原因在于大量物美价廉的中国制造帮助日本人维系着生活质量。日本正进入这样一个历史时刻:美国负责安全事务,中国负责经济事务。韩国成为“三高”国家以后,也在步日本的后尘。
    由于市场的作用,东北亚在一个多世纪的反历史规律之后,实际上重新开始了以中国为规则制订者的传统进程。即使这一进程在今天仍看不清晰,但已初露端倪。关键在于,能否抓住这样的机会。
    欧盟提供了一个成功的例子。对于历史纷争的科学态度及对威斯特伐利亚国家概念的与时俱进的理解,造就了今天的欧盟。如果说亚洲传统的文化概念不能出现欧盟这样的高级别区域联合体的话,中国-东盟自贸区提供了另一个更恰当的范例。这个联合体能够成立,原因在于,先放下在南海的争端抓大头,通过内部经济合作的深化,促进传统争端的解决。这个模式应该同样适用于东北亚。在对历史的客观解读基础上,东北亚可以放下传统争端而致力于区域联合的开发。在今天看来这似乎难以实践,但是必然选择。
    1998年,东南亚国家放弃了对中国的安全忧虑,转而成为与中国区域联合的坚定盟友;10年以后,这一机会摆到了东北亚面前。这是中日韩三国应该抓住的机会。还要说一句,即使中日韩回到了传统的中国规则轨道,也不意味着中国式霸权主导。中国规则是说中国经济的磁场效应——如同1998年以后新加坡等东南亚国家所认识到的,今后发展必须搭乘中国经济列车。或迟或早,东北亚也会彻底认识到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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