促进传统制造业向先进制造业转型 扩大基建不如大幅减税

见习记者 史凯 华夏时报（www.chinatimes.net.cn）记者 陈岩鹏 北京报道

2018下半年各地基建春风再起，基建投资欲将在“补短板”领域实现结构性发力。与此同时，国家也一直在积极地为企业减税降费。3月28日，国务院常务会议确定了深化增值税改革的措施，进一步减轻市场主体税负。会议指出，过去五年通过实施营改增累计减税2.1万亿元。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所长何帆等曾撰文指出，减税和增加基建投资都能达到实施积极财政的目的，增加基建投资为主的积极财政政策需要货币政策的配合，在货币政策偏紧的情况下，增加基建投资为主的积极财政政策，要么基建投资规模受到严重限制，要么会造成显著的挤出效应。

因此，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于泽在9月15日中国人民大学宏观经济月度数据分析会上表示，基于中国经济缺乏内生动力，未来政策核心取向应是促进传统制造业走向先进制造业，促进具有积累性质的现代服务业发展，这个取向之下，减税优于扩基建。

现任京东金融副总裁、首席经济学家沈建光也指出，扩大基建不如大幅减税，税改有助于为中国经济释放改革红利。

减税优于基建投资

记者经过梳理发现，近10年来以来我国三次较为明显的基建宽松分别是，2008年第一次基建宽松时期，国务院表示将加快基础设施建设并明确了预算投资，铁道部具体计划出台，同时央行多次下调存款准备金率和存贷款基准利率；2012年第二次基建宽松时期，财政部明确提出保障房和地方交通建设的投资方向并下达预算资金，并允许社会资本参与基建投资，同时央行下调存款准备金率和存贷款基准利率；2016年第三次基建宽松时期，全国人大表示要强化促进PPP模式，发改委要求加大交通重大工程建设的资金保障。在此之前，央行于2015年多次下调存款准备金率和存贷款基准利率。三次基建宽松表现为基建投资增速的快速提升。

于泽认为，从历史经验来看，基建就是在等下一次风口。比如说1998年面对亚洲金融危机时，通过基建等来入世，其实等的是外需的复苏。而目前中美贸易摩擦使得贸易环境与过去相比发生了变化，如今基建似乎没什么可等了。所以无论由于基建所对应的产业还是基建本身原来起作用的机制，在当前的经济转型时期效果不大，因此基建建设在优先级上可以往后排。

记者梳理查证后了解到，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历来在整个基础设施建设投资中占据重要地位。1988年，交通基础设施建设首次列入政府工作报告重点；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公路建设投资完成2168亿元投资；2009年全国高速公路开工9000公里，完成投资9668亿；2017年公路投资超过2万亿元，基础设施建设投资总计14万亿元，全年公路、铁路投资总量接近3万亿。

于泽认为，就目前而言，交通运输行业基建不是现在产业升级的迫切短板。当前我国道路等基础设施在国际上都是领先的，并不构成中国从传统制造向现代制造转型的障碍，而大规模基建投资主要带动的是建材和建筑业。

记者了解到，8月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中，建筑业从业人员指数和业务活动预期指数为54.3%和65.8%，分别比7月上升0.8和1.7个百分点，其中从业人员指数连续3个月上升，建筑业用工量持续增长，企业对未来市场信心继续增强。

于泽认为，这两个行业上升虽然在总量数据上很好看，但主要是用建筑业掩盖制造业转型，并不会在当前体现出实质性促进转型。实际上我国历史上基建投资抵御风险最后更多依靠的是基建投资争取的时间，外需向好最终拉动经济增长，传统的基建是以“时间换空间”。“目前当务之急是提升低价格弹性的消费制造业的升级，而基建投资带动的是建材和建筑业，与产业转型的方向是背道而驰的。”于泽说。

而国家信息中心首席经济学家、经济预测部主任祝宝良也认为，在财政政策上大部分投资基建没有必要，最主要的还是减税，解决知识创新。

当前经济需要切实加大减税力度

减税政策主要是指对个人所得税、企业所得税和地方行政费用的降低或减免，体现为税率或税收增速的大幅下降。

《华夏时报》记者看到国家税务总局统计数据显示，2018年上半年税收增速为15.3%，高于10%的GDP名义增速，更高于8.7%的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名义增速。

业内专家表示，数据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为何居民和企业的真实税负体验感不降反升，减税空间不可谓不大。假设税收增速下降到和名义GDP增速同等的水平，则2018年上半年税收增量将减少3751亿，约为2018年1到6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总额的10%。增值税和各类杂费支出的减少意味着企业有更多的经营利润和自有资金，短期可以显著改善企业现金流，中期可以有效修复企业资产负债表，长期可以增强企业的经营和投资信心，对稳定预期有重要意义。当下关于居民消费降级还是升级的争论不绝于耳，但究其本源，只有降低个税才会对居民消费有直接的促进作用。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经济研究所教授陈及也认为，应对消费降级应大幅度减税，让利于民，降低利率水平，给企业减负，创造宽松的发展环境，增加个人收入、增加企业盈利等方面。

祝宝良说：经济好的时候税高，经济不好的时候税要降下来。现在企业没利润照样征税上来，所以现在的减税主要是增值税率要减下来。

于泽分析认为，当前需要切实加大企业减税力度，适时推动上游国有企业集体降价，给下游企业增加空间。目前主要面临的转型困境的是轻市场端，下游企业的转型困难正是因为没钱对冲，能活着已然不错了。在这样的环境下必须把这部分资金留出来，推动上游国有企业对下游产业进行一部分降价，进行交叉补贴，切实修复下游行业的资产负债表。

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刘元春认为，目前要把中国税收刚性的问题释放出来，需要在支出这一块很重的方面上下功夫。包括政府的支出的范围要做出重大的调整，由于地方政府的支出总是存在着压力和刚性，所以在收入上面就需要想尽办法来刮夺财政。

责任编辑：徐芸茜 主编：陈岩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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