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南：一位真正的全球公务员，多次深刻反思联合国的局限、缺失和无能

安南：一位真正的全球公务员，多次深刻反思联合国的局限、缺失和无能

庞中英

2018年8月18日，联合国前秘书长科菲•安南（Kofi Annan）在瑞士去世了，终年才80岁多几个月。1997年-2006年，安南连任两届联合国秘书长。2001年，安南与联合国共同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

这篇小文无法也无意评价这样一位属于全人类的伟大人物的生平，而只是借《华夏时报》一角，建议中国读者再认识安南和联合国，再思考我们的世界向何处去，让安南的精神遗产也成为中国和亚洲的公共财产。

打开联合国官网，今天我首先看到的是第七任联合国秘书长安南去世的讣告。他的逝世是联合国——全人类（“我们联合起来的人民”）的损失。

一些国际学者开始发表纪念安南的文章。哥伦比亚大学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主任、著名经济学家Jeffrey D. Sachs教授的文章是《安南让我们免于最坏的地球环境灾难》（Kofi Annan protected us from our worst instincts）。我相信，未来的一些日子，值得期待的是，将有许多人会发表严肃文章纪念安南，反思我们所处的世界的眼前形势和未来演变。

现任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António Guterres）说，安南是“为了美好世界的指导力量”（a guiding force for good）和“引领全球和平和为全人类服务的杰出的非洲之子”（a proud son of Africa who became a global champion for peace and all humanity）。古特雷斯称：安南在全球各地促进对话，寻求解决问题的方案和更好世界的途径。

古特雷斯说，安南一生为“《联合国宪章》的价值”而工作，他给联合国留下的珍贵遗产继续激励着联合国的工作人员。

我的专门研究和教学领域包括联合国，曾深入研究联合国维和与可持续发展等全球治理问题，也曾应邀担任中国联合国协会两届理事，并多次参与一些中国大学的“模拟联合国”活动，还接触过一些联合国高管和联合国系统的国际组织。我对联合国的观察和研究仍然持续着，一度时间，我衣服口袋中如联合国秘书长一样装着《联合国宪章》。我的《中国对待联合国维和的态度变化》（2005）是我的第一篇SSCI（社会科学引文索引）论文，至今仍被国际学者引用。

历史走到了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我们这个地球空前繁荣、空前全球化，却特别拥挤，国际冲突似乎越来越少，却在原有的秩序空间中充满了“内部”冲突、无序，和平、发展和人的各种基本需求（安全、权利、发展等），在科技日新月异、经济高速增长的情况下居然比史上任何时代都严峻得多。这是一个深刻的全球性悖论。

在这个叫做“后冷战”的时代，在追求、寻找全球问题的解决方案中，在全球体系中长期被边缘化的联合国，居然找到了其存在的大理由。在形式上，联合国仍然是那个我们传统称谓上的国际组织（IO），但今天的人们，包括联合国自己，更愿意称联合国为全球组织（GO）。

安南担任联合国秘书长的时期，正是一些新的全球性国际规范（global norms）“产生、传播和内化”的时期。安南对于新的具有全球意义的国际规范的贡献是居功至伟的。所谓全球规范，根据一些国际关系理论建构主义者的观点，指的是“由各国政府和政府间国际组织，以及非政府组织等广泛接受的合适得体行为的标准或者预期”。规范是对大的危机的回应，是解决问题的方案，是对既有的国际规范的补充和发展。

联合国与国际规范之间的关系是一个非常值得研究的课题。

在“建设和平”、“可持续发展”、“气候变化”、“保护的责任”等迫切需要应对的重大领域，安南领导下的联合国对全球规范的贡献是公认的。这也是他国际遗产的核心。这些新的规范是世界和平、世界正义和世界发展的方案和保证，应该得到延续和加强。

据报道，离开联合国秘书长职位的安南并未真正退休，仍然为世界和平、公正、发展和人权等崇高而切实的目标奔走呼号。

我们这个地球的人类仍然有许多的不幸，而安南的眼睛看上去总像满含泪水。安南后来多次深刻反思联合国的局限、缺失和无能。在接受采访中，他对发生于1994年4月-6月短短100天内造成百万人死亡的“卢旺达大屠杀”（the Rwandan genocide）感到非常痛心。他也曾触及联合国与美国政府之间的关系等敏感话题。

我没有看到过安南生前对当前联合国代表的全球秩序或多边体制危机的评论，但是，我相信他一定为不断加剧的全球动荡，感到十分忧心。（作者为《华夏时报》专栏作者、中国海洋大学特聘教授兼海洋发展研究院院长）（主编商灏 编辑严葭淇）

查看更多华夏时报文章，参与华夏时报微信互动（微信搜索「华夏时报」或「chinatim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