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式公司沦落美式公司爆黑，在变化的时代，什么样的公司最占先机？

徐瑾

管理学创始人德鲁克和经济学大师弗里德曼之间，关于企业，曾经有截然不同的看法。

先看德鲁克，他提出企业作为工业社会功能的一部分，对企业社会责任的认知，以及公司作为工业社会重要社会功能的认识，早于业界共识几十年。说起来，这不仅是德鲁克写作管理学经典《公司的概念》的核心观念，也是他和执政通用的斯隆等人观念冲突的根源。斯隆认为企业目标应该单纯定位为股东服务，甚至不惜出版一本《我在通用五十年》来提供与德鲁克不同的精神叙述。

斯隆的思路，其实是经济学界的主要思路，和弗里德曼倒是一致。弗里德曼在70年代尚且坚持，企业作为一个经济组织，唯一的社会责任就是实现利润最大化。这不仅暴露了学科观念之间的隔阂，也可以看出这一问题背后的冲突。

德鲁克和弗里德曼，谁对谁错，尤其在当下时代？更重要的是，随着互联网兴起，科技公司地位日尊，人工智能等技术可能引发新的第四次工业革命，对于社会冲击正在全面展开。这并不意味着大公司掌控一切，反而更需要学习成为社会公民。大公司不仅需要在本国内成为重要组成单位，在国际上也需要懂外交，在互联网等新领域更需要充当规则拟定者。谷歌的不作恶，Facebook打击假新闻，联合利华力推公平贸易材料，商业院重新开始谈道德，其实都不仅仅是公关之举，而是基于长期目标的战略举措，既是为了社会功能，也是保全壮大自身。

对比德鲁克，日本学者岩井克人所写《企业的性质》（东方出版社7月出版），其实呼应了弗里德曼和德鲁克的争论密切。他感叹，随着日本经济下行，重视公司员工利益的日式资本主义，或者说日式公司体系已经沦落到要从这个世界上消逝的命运。但即使如此，他断言美国式将公司视为股东所有的股东主权论，绝对不可能成为国际标准。

岩井先生的反思，《未来的公司》的意义，显然不局限对于日式经营管理的简单肯定或者美好追忆，而是反思在变化的时代，什么形式的公司最为有利？岩井承认，美式管理与日式管理都在应对新形势的问题。一方面以前日式公司体系其实与全球化、 IT 革命和金融革命不能适应，这也是导致日本公司在衰退之后重组的原因；另一方面，他认为美式股东主权论不可能成为未来公司形态的国际标准，原因既有理论依据，也有现实考量。

从公司治理而言，美式标准存在两大问题。首先，岩井试图论证从法理来看，如果法人同时具备“物”与“人”的特点，那么主张公司只属于股东的股东主权论在法理上有错误。这也是岩井花了很多篇幅解释公司与法人究竟为何的原因。无论日本式公司还是美国式公司，都不能在法律上先天性的成为公司的标准形态。关于公司治理方面，岩井教授有不少独到研究，2008年还与德国经济学者罗纳德•道尔有过著名的学术争论，有心的读者可以跟进。

其次，从现实来看，岩井认为美式公司治理是基于错误的公司理论而导致本质上的矛盾，譬如著名的安然事件（the Enron Incident）正是这一制度的必然结果。

在岩井写作《未来的公司》不久前，美国出现了安然事件（the Enron Incident）。安然公司曾名列《财富》杂志“美国500强”第七名，一度风光无比，不少政商名流都成为该公司座上宾。但该公司却在2001申请破产，这也是美国历史上的第二大破产案。安然这个名词，从美式公司治理模范的能源公司沦为造假的典范，甚至使得安达信会计师事务所倒闭。

无论当时安然造假还是随后金融危机中的道德风险，虽然引发不少对美国式公司治理的讨论，但是股东主权论仍旧是学界业界主流，对此岩井并不认同。

这也和他认为美式股东主权论不可能成为未来公司形态国际标准的第二个根据有关。他认为，随着未来资本主义走向终极形态的后产业资本主义，表面上看起来金钱可以全世界流动，其实也意味着金钱变得不那么重要。随着金钱统治力量的减弱，金钱不得不追寻有利的投资机会，而这种情况下，股东价值也越来越低——所谓股东，本身就是向公司提供金钱 的人，这些人的力量相对变得不那么重要。

这些观点会应验么？见仁见智，历史尚未终结，未来公司的形态仍旧在形成之中。当下我们确实目睹了从有形资产到知识资产的迁移。随着硅谷独角兽们的风生水起，我们不仅看到投资人赚得盆丰钵满，更看到了无数创业者的崛起。未来创业的兴起，看来正在形成新的公司形态，但也有可能是对于古典企业形态的回归。（作者为青年学者、经济人读书创始人）（主编商灏 编辑严葭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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