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进化史：从“温州模式”到“杭州样本”

■刘诗萌

6月底，在浙江昆剧团剧目《雷峰塔》公演当天，剧场展厅里一个精美的翻糖蛋糕引起了观众的注意：西湖畔，撑着伞的白娘子和小青、许仙三人站在落花满地的断桥下。令人惊奇的是，三个糖人衣袂裙裾、妆容饰物与剧中人一模一样，连他们的身段动作都被刻画得惟妙惟肖。

这个非常具有杭州特色的蛋糕是香港女孩蓓蓓的作品。这位“80后”翻糖蛋糕师出生于香港，两年前开始在杭州常住，在这座城市里发展自己的事业和生活。

“国外生活节奏太慢，适合读书或退休，但我不想那么快过退休生活；香港又太快，太紧张了，北京和上海也是。杭州刚好在中间，不快不慢，有人文气息也有商业机会。”蓓蓓向《华夏时报》记者解释。因为父母都是移居香港的杭州人，她从小时常穿梭两地，16岁又去加拿大念书，在当地几个城市居住了六七年。尽管足迹遍布国内外，但她最喜欢的地方还是杭州。

近两年，像蓓蓓这样从一线城市、国际大都市来到杭州的年轻人很多。年初，“为杭州与北京分手” 、“上海成了杭州的后花园”的消息刷屏朋友圈。背后，是杭州新经济突飞猛进产生的磁石效应的显现。

在历史上，杭州曾经被定义为轻工业城市和旅游城市，在经济上的吸引力一度落后于省内善于接受新鲜事物的温州和港口城市宁波。但在这一次以互联网为新动能的产业升级中，杭州赶了上来，在信息高速公路上跑出了“杭州速度”。

最早苏醒的温州

蓓蓓的父母是上世纪80年代初去香港的。那个时候，杭州的主导产业依然是丝绸和棉纺等轻工业，国有企业仍是最主要的经济力量，被称为“亚洲第一麻纺织企业”的大型国有企业浙江麻纺厂曾是老一代杭州人的骄傲，也是蓓蓓外祖父母工作大半生的地方。

当时，浙江甚至整个中国的经济焦点并不在杭州，而是在温州，一个与福建相邻、离省会300多公里的沿海城市。由于地处山区，自然资源贫乏，温州没有杭州这么多大国企，大多数人只能靠自己挣钱糊口。凭借对市场的敏感和敢闯敢做的精神，温州商人在计划经济体制刚刚被打破时就率先“吃了螃蟹”。

那个物质极度缺乏的年代，“结婚四大件”黑白电视、电冰箱、洗衣机和录音机依然需要凭票购买。1980年前后，长虹、牡丹等国营企业开始引进生产线生产、组装电视机。看准这一生产需求，温州人郑元忠做起了电器生意，在家乡柳市镇成立了乐清无线电元件厂等数家乡镇企业，生产出的产品卖到上海、宁波一带的国营企业，几年内就拥有了十几万资产，被称为“电器大王”。

不仅是他，当时整个温州都在这样的躁动之中，两年间柳市镇的大小电器企业加起来达到300余家。然而天有不测风云，1981年国务院两次发出紧急文件，将投机倒把作为严重经济犯罪进行打击，个体私营企业体量如此巨大的温州成了这次斗争的风口浪尖。

1982年4月，浙江省成立了70多人工作组，在温州以“投机倒把”的罪名抓捕包括郑元忠在内的8个民营企业家，合称“八大王”。事实上，当年在柳市号称“大王”的也不止这8个，总共要有十几人之多。

不过两年后风向又有变化，中央下发一号文件强调要扶持发展商业生产，“八大王”随后平反，被树立为改革开放的探路者。重获生机的温州人，以家庭作坊为单位，形成了带有地域性的专业市场，在制鞋、服装等行业形成了细致的分工。他们没有深圳、广州那样的背靠香港的地理优势，无法发展“三来一补”加工业，却依然靠着照相机等工具，捕捉广州、香港的时尚潮流，想尽办法生产出全国最稀奇和前卫的商品。90年代，来自温州的服装、鞋履统治了几乎半个中国。

1985年，《解放日报》在头版头条刊发了有关温州家庭工业的文章，并将其总结为“温州模式”。随后，温州成为全国炙手可热的经济高地，前来考察参观的官员络绎不绝，导致从杭州、宁波连接温州的两条公路上经常堵车，事故频频。

制造业衰落，炒房为祸

在中国社科院城市与竞争力研究中心主任倪鹏飞看来，中国城市的工业化和经济发展的过程中，1978年至1995年是以轻工业主导的工业化初期阶段。乡镇经济异军突起，外向工业化模式开始萌芽，满足极度短缺的国内需求的轻工业和劳动密集型产业成为主导并快速发展。

温州无疑是这一阶段中最亮眼的城市之一。从1978年到2004年，温州GDP增速14.1%，位居全省首位，创造了最脍炙人口的增长奇迹。不过，物质贫乏的年代赚取的高额利润，也让温州富人们形成了路径依赖，注重规模忽视质量、工业化快于城市化为这一奇迹的最终破灭埋下了伏笔。

早在90年代初，由于地价逐步上涨，一些做大的企业开始离开温州，外迁到上海、杭州。2008年经济危机的爆发，更是让民营企业资金链脆弱的问题显现无疑，倒闭潮、跑路潮接踵而来，著名的广告语“江南皮革厂倒闭了”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这些企业的普遍境遇。

曾经在前20年中叱咤风云，赚得盆满钵满的温州富豪是不甘于失败的，他们将目光转向了炒作。从90年代末起，在寻找外迁工厂新厂址的契机下，他们在房地产上找到了突破口。素来以“抱团”著称的温州人，通过在一个城市内大量买房，改变当地楼市的供需状况，造成恐慌性紧张，然后待房价升高后转手套利，“温州炒房团”就此形成。2000年后，温州房价从2000元/平米涨到7000元/平米，2008年楼盘最高价达到4万/平米，2012年绿城楼盘的挂牌价一度达到10万/平米。

随着限购政策的出台，温州楼市的泡沫彻底挤破，直至现在也没有恢复。根据贝壳找房的数据，目前温州新房均价在1.5万/平米上下，最贵的碧桂园珑悦售价在3万/平米左右。

然而，炒房的资金已经掏空了温州的实业。2004年之后的10年间，温州GDP增速下降，财政总收入、进出口总额、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等多项增幅指标一度在全省“垫底”。

打火机是温州的标杆性行业，2008年中国加入WTO后，温州打火机协会还曾打赢过对欧洲打火机企业的反倾销案。鼎盛期间，温州曾聚集了几千家打火机厂，2008年经济危机前还剩下500多家，如今却只剩下几十家。“这两年情况没有变好，也没有变糟，就一直是这样。”《华夏时报》记者走访温州某打火机厂时，一位工作人员对记者说。工厂门口冷冷清清，周末时间厂里只有一两位工人在手动为金属打火机贴膜，昔日货车排队等待拉货的场景早已成为历史。而两年前倒闭的东方打火机厂，已经彻底搬离了以自己名字命名的“东方路”。

号称“中国鞋都”的双屿更是一片萧条景象。在一条名为“鞋都大道”的街上，很少有人光顾。

“弯道超车”的杭州

“20年以来的事实证明，温州人的商业精髓主要集中于贸易而非制造。”财经作家吴晓波断言。尝到甜头的温州人都投向了资本游戏，新疆炒棉团、山西炒煤团、云南炒矿团层出不穷，都是温州民间资本投机力量的真实写照。就连今年上半年，鸭绿江畔的小城丹东房价暴涨，背后也有温州人的身影。

与此同时，杭州走出了一条不同的路径。

同样有着浙商传统，作为省会的杭州在经历了国企改革的阵痛后，也聚集了一批民营企业，如娃哈哈、农夫山泉、万向集团、吉利汽车、荣盛石化、传化集团等。2006年底，民营企业数量占全市企业的91.8%，对全市GDP的贡献率达56.6%，连续多年上规模500强民营企业数量位居全国城市第一。

杭州民营经济的崛起，始终有政府的牵引和支持，而不像温州全靠企业自下而上发展。这与执政者的远见是分不开的，主政杭州10年的前市委书记王国平在大城市主政者中很早就提出“经营城市”理念，坚持政府做地、企业做房，用大项目带动土地开发，让“无形资产经营”与“有形资产经营”并重。

“无形资产”就是杭州的城市面貌。这10年中，西湖景区实现免票，西溪湿地公园开建，原本围绕西湖“三面云山一面城”发展的杭州也开启了东进的步伐，沿着钱塘江打造了钱江新城、之江新城等10座新城；而对于有2000多年历史的古城，王国平没有大拆大建，而是用修缮改造的方式，改善背街小巷，打造了带有杭州气息的“艺术化”交通，还建立了国内最早且最成熟的公共自行车系统。

也是因此，小时候在杭州度过不少时光的蓓蓓，尽管每次回来都觉得城市变化很快，许多地方都在拆迁，但是仍然十分亲切。而2016年她再次回来时突然发现，短短几年间，从前只有西湖可以看看的杭州多了许多高楼大厦，有了大城市的格局，这里的女孩子甚至比她在香港的朋友们更会打扮。

她的感觉没有错。现在的杭州已经成了美女“网红”的大本营，在滨江等区域的一些高端酒店式公寓当中，住着许多自己开工作室的网红们。

“真的不给我礼物吗？”在杭州市区中心的湖滨银泰in77商场露天区域的一间全透明玻璃房里，一位网红女主播在手机屏幕前“撒娇”的模样和声音，被投射在外面的大屏幕上。这里就是全国第一家“网红新零售”直播间。而今的银泰，已经是阿里巴巴新零售生态的成员，银泰作为杭州线下商业升级的重要载体，正涌现出越来越多的新零售标杆项目。

而以阿里巴巴为引擎的互联网新经济，也是杭州重要的“有形资产”，是杭州以后发优势对北上广等一线城市进行“弯道超车”的底气。早在阿里巴巴创业的第二年，杭州领导班子就访问了这家名不见经传的企业，而尽管壮大的过程中多次收到上海、广州等地伸出的橄榄枝，阿里始终没有离开中小企业聚集、主打“服务型政府”的杭州。

2015年，杭州实现了GDP增幅从全国副省级城市倒数第一到正数第一的反转，拿到“万亿俱乐部”第十张入场券，成了弯道超车的“杭州样本”。

人才不是抢来的

7月18日晚，《华夏时报》记者在人流量并不大的杭州地铁上，看到一位年轻人正在玩一款新鲜的游戏，根据系统提示的“钢琴”“球门”“单簧管”等词汇画画，AI会去猜测画出来的到底是什么物体。

那是谷歌新推出的小程序“猜画小歌”，18日也是该程序推出的第一天，各种网站上很难找到与之相关的报道。而在杭州这个曾经人们心中的旅游城市，却有“互联网潮人”早早就体验了它。

事实上，杭州早已成了互联网工程师聚集的重地。7月，某招聘网站发布的《2018中国重点城市工程师大数据与调研报告》显示，2017年一季度到2018年二季度期间，杭州是全国互联网工程师人才净流入最多的城市，流入率达到12.46%，深圳和成都仅有6%左右，是杭州的一半，而北京甚至只有0.42%。

正如深圳媒体曾经谈到的，人才往什么地方流动，不是一厢情愿，而是两情相悦，是一个“用脚投票”的博弈和选择过程。与其他城市相比，杭州人才政策的力度不是最大的，可却是效果最好的。在以阿里巴巴和网易等互联网巨头为核心的新经济的强力带动下，杭州已经形成了人才的磁石效应。某网站曾对2018年上半年求职旺季当中人才的流向进行统计和整理，发现2018年离开北上广深的求职者，选择去杭州的有13.7%，远超第二名武汉的5.98%。

“互联网行业天然有很强的集聚效应，尤其是在人力上。阿里巴巴本身是个人力密集型企业，需要非常多的精英人才，不断地跟外界打交道，去编织关系网。尤其是在2014年IPO之后，公司的体量不断扩张，业务线也越来越复杂，整个人才需求是非常强的，大量的人从北京、上海到杭州来。”阿里巴巴集团CEO助理颜乔对《华夏时报》记者表示，“阿里成为杭州一个很重要的人才蓄水池。”

除了巨头企业，杭州也正在成为独角兽的乐园。胡润研究院7月发布的《2018第二季度胡润大中华区独角兽指数》显示，杭州列大中华区独角兽企业最多城市的第三名，仅次于北京和上海，独角兽企业数量从16家增加到20家。2017年，杭州新增A股上市公司26家，仅次于深圳和上海，多于北京和广州。从城西到阿里巴巴所在的西溪，这条“城西科创大走廊”上，聚集了同花顺、51信用卡、顺网科技等全国知名互联网创业企业的总部。

责任编辑：李明徽；主编：陈岩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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