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场协议并不是日本的马关条约

于杰

最近不少朋友在读了《管理美元》之后告诉我说，“颠覆了以往对广场协议的看法”、“的确跟主流说法不一样”、“第一次知道广场协议有这么多细节”。网上读者留言也不乏类似的评价。这些反馈实现了我翻译本书的初衷，但仍感到非常的遗憾。在中文的语境里，不知从何时、因谁而起，将“广场协议”视为美国打压日本的阴谋，更有诸多国内专家至今仍将其看作美国对日本的金融战。用一位资深投资者的话讲，国内这些主流的看法，实则是误读成共识。这种共识，不仅仅是错误地看待历史，更会影响到当下的国际交往甚至谈判。这对国家和民众而言都不能说是好事。

中文世界对广场协议的主流看法放在全球范围内则是偏见。包括日本在内的西方大国认为，广场会议是“五国集团”为首的西方世界为了维系美元和关贸总协定为基础的国际经济秩序而相互妥协的过程。期间有国别之间——尤其是美、日、西德之间——的博弈（我称之为“三国演义”），但纵然万般演绎个中故事，仍改变不了这些国家维护体系的初衷和宗旨。

战后国际货币体系的创建和发展，有三次重大事件，也可称之为博弈，广场协议即为其中之一。前两次分别为1944年的布雷顿森林会议和1971年的美元——黄金脱钩。在1943年、1944年讨论创建布雷顿森林体系时，虽然有苏联、中国这两个二战四强国的参与，但就货币角色来说，其时只是美元和英镑之间的博弈。凯恩斯代表英国争取的也仅仅是曾经的全球主导货币（英镑）最后的体面，即便智慧如凯恩斯这样的世界著名经济学家，也改变不了美元正在主导世界经济的事实。在决定战后世界经济体系的这次会议上，当时的西德和日本还是局外者。值得一提的是，因担心中国货币（法币）在与美元确定固定汇率后可能高估，时任国民政府财政顾问的美国经济学家阿瑟。杨格向美、英提出允许中国这样的战争受创国家汇率灵活、非固定的主张，这也反映了中国官方的态度，但杨格的建议并没有获得美国的同意，尽管体系的缔造者小亨利。摩根索对中国抱有善意。

1960年代中后期，西德和日本在经济发展上的追赶（正是布雷顿森林体系给予的红利），加上美国军事防务开支对其财政支出的拖累，使得美国乃至整个西方世界无力继续维系布雷顿森林体系，即“美元与黄金挂钩、其他西方货币同美元挂钩、黄金价格为35美元／盎司且体系内经济体的美元储备可自由兑换为黄金”的机制安排。美国时任财政部长约翰。康纳利基于副财长保罗。沃尔克的建议，推动了美国于1971年8月15日宣布美元同黄金脱钩（当时的局势很像当下，美国也是在1971年前对其他国家加征进口附加税，也对西方几国提出了防务开支的问题）。虽有纠结，但该体系的终结显然是自然而然的结果。除日本外，西德、法国和英国的汇率在此前均有调整，加拿大更是采取了浮动汇率。而为了维系体系，美国此间还采取了包括贷款总安排、黄金总库和特别提款权等一系列应对措施，西德和日本都是积极的参与者和支持者。但西方世界经济增长和贸易额的扩大，同黄金作为货币本位的内在缺陷，以及布雷顿森林体系实质上的固定汇率制之间，存在着难以解决的机制障碍。在“经济和贸易增长”同“固定汇率”两个选项之间，西方国家显然是选择了前者，而不是固定汇率，尽管包括沃尔克在内的财金官员，甚至国家元首，骨子里并不认同浮动汇率的大幅波动。

为遏止1970年代中后期的第二次石油危机引发的高通胀，卡特总统启用沃尔克担任美联储主席，后者将美国联邦基准利率提高到了美国建国以来的最高水平（通胀也是美国同期最高水平）。此举进一步恶化了此前便爆发的拉美债务危机，投资者因此纷纷买进美元资产。1970年代末期兴起的全球短期资本流动，弱化了贸易差额对汇率的影响，美元飙涨成为西方世界共同担忧的问题。即便因美元对日元严重高估而对美国出口大幅增加的日本也忐忑不安，西德更是几番进场干预美元，以便稳定立脚未稳的欧洲货币体系。在1985年年初前后，保罗。沃尔克和西德央行官员担忧的是美元“硬着陆”，即美元汇率突然断崖式下跌；日本则担心美国国会里的贸易保护主义对其提出国内政策调整要求，同时也深知美元的升势及日本的顺差不可持续。1985年初接任美国财长的詹姆斯。贝克同样面临着国内保护主义的压力，他上任之后顺势整合了几国意见，选择了最易操作的汇率调整，这恰好迎合了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的想法。

在广场协议之后的两年里，虽然西方对协议的效果（只是对改善美国贸易状况的效果）争议不断，但在1990年代乃至30年后的今天，其效果则被广泛认可。甚至有美国专家认为，广场协议避免了如2008年这样的危机。他们研究认为，美国的贸易赤字过大将引发危机，这一看法与国内不少专家认为的美国须通过贸易赤字（不是对A国赤字就是对B国赤字）向外输出美元的见解略有不同。

对当时的西方五国来说，广场协议是维系西方贸易、货币体系的应有之作（五国集团也正是为解决布雷顿森林体系之后的国际货币无序问题而发展起来的，且在广场协议之后因意大利和加拿大的加入而变成了七国集团）。竭力维系体系稳定、维持体系内经济的繁荣，是1944年布雷顿森林体系之后西方（包括后来加入的西德及日本）一直坚持的理念。就德国、日本来说，他们获得了体系带来的好处，自然无意去破坏体系。美元硬着陆或是美国爆发经济危机，这是1985年的西方经济体尤其是日本这样严重依赖美国市场的经济体无法承受的。同时更重要的是，自进入美国搭建的战后经济体系始，西德、日本没有取美国而代之的考虑，不管是国家的领导地位，还是货币的主导地位。美国对于欧洲、日本，无论是从经济的角度还是货币的角度，均不存在打压的安排。而今，康纳利在1971年宣布结束美元——黄金挂钩时转述的那句名言：“美元是我们的货币，但却是你们的麻烦”，已然不适用施行浮动汇率的欧元和日元、英镑，因为这种麻烦仅限于盯住美元的货币。

目前的中美贸易关系与1985年前后的美日贸易关系很有相似性，但其他方面的差异则比较大。就国内政策空间来说，显然是当年的日本余地更大。另外，即便刚刚结束的七国首脑峰会存在芥蒂甚至可能引发更多的争端，但都动摇不了西方七国之间的关系，也不会改变美国为核心的国际经济体系。认识到这些，对于我们理解广场协议、认识当下均有好处。就近期的中美贸易争端发展，对中国来说，可能已难有签署一个类广场协议的双边/多边安排的机会和可能性。（作者为投资界人士）（主编商灏 编辑严葭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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