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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域困境”、全球问题和“中国方案”:在全球层次上解决问题十分重要

作者:庞中英

来源:华夏时报

发布时间:2018-04-04 12:19:04

摘要:中国要考虑一下,到底哪些在国内层次上解决“公域困境”的经验可以用来在全球层次上解决问题?中国到底如何为全球治理供应方案?或者“中国方案”如何转化为全球治理?

庞中英

   最近,国际学术界有人纪念杰出的科学家哈丁发表《公域困境》一文(TheTragedyof theCommonsby GarrettHardin50周年。

公域(the commons),可大可小,但是,不幸的是,公域是充满了问题的。“公域困境”,以前也译为公地悲剧。本文认为,这样直译tragedy也许是有问题的。哈丁的本意是借助tragedy(如同今天很多英语作者喜欢trap一词,以说明“问题”一样,trap也不幸在中国被直译为“陷阱”)。困境即问题。

哈丁之前,人们就注意到公域困境。但是,当时的公域困境并那么具有系统性的消极影响。但“公域困境”的提出却是至关重要的科学发现。提出问题后,关键是解决问题。问题的答案至关重要。

真正回答“公域困境”问题的是奥斯特罗姆(ElinorOstrom)等人。奥斯特罗姆在1990年出版《治理公域问题:集体行动的制度演进》(Governing the Commons: The Evolution of Institutions for Collective Action)。该书在国内被译为《公共事物的治理之道》。

奥斯特罗姆尝试在理论上回答如何解决这种被概括为公域困境的问题。她的研究成就表明,公域困境不是不可以克服的。正是对公域困境等问题的科学贡献,奥斯特罗姆获得了200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

《治理公域》这一提法等于创造了一种公式,以后的人们都用“Governing某事来说明各种各样的“治理”(governance)。有了这个公式,人们易于理解治理。当然,仍然有人把治理看做是统治(government)的一种方式、功能。实际上,治理是一个与统治、法律等并列的领域,尽管治理与统治、法律等密切相关。“治理气候变化”(governing the climate change)、“治理海洋”(governing the seas)、治理互联网governing the internet)等,并不是统治(国际政治)或者法律(国际法)能够做到的,所以,才有了治理,尤其是在国际或者全球层面上的治理。

“公域困境”及其克服对于全球治理有着非常重大的科学和政策意义。

在科学方面,这说明全球治理完全是可能的。当然,在全球层次克服公域困境要比在当地(地方)层次克服公域困境难多了。

在政策方面,克服全球的公域困境需要各国和他们之间形成的各种组织(国际组织)进行大的协和(不仅是协调)。协和是著名的欧洲“百年和平”(1815-1914)的主要原因(原理)。今天,为了克服全球的公域困境,需要更多、更深、更有效的全球协和(global concerts)。

全球气候是最大的公域。我们目前面对干旱、雾霾等大气问题,再清楚不过地说明了气候公域面对的人造困境。解决这种最大的公域挑战更加需要在全球层次的集体行动及其制度。目前联合国气候变化谈判进程及其达成的阶段性协议(如《巴黎协定》),是正确的方向和行动。

尽管被边缘化,联合国是当今最大的全球协和——全球范围的公共权力。当然,这一公共权力还不是世界政府(统治)。这一协和不能没有,且需要得到改革,以强化之。如果没有联合国这一全球协和,超越单一国家的全球性的“公域困境”几乎就会失控为巨大的人类危机和文明毁灭之灾难。

根据奥斯特罗姆等看法,克服公域困境的“集体行动”要解决好自身的困境,即集体行动的问题(困境)。这就是国际制度内部的治理。目前,几乎所有的解决全球问题的“集体行动”,从联合国到G20,从北约到上海合作组织,这些全球治理依靠的组织或者论坛,都存在“集体行动的困境”。目前,现存的国际制度(国际组织)的改革都遭遇到严重的瓶颈而陷入僵局。人们不知道联合国还能否进一步改革以便适应21世纪的挑战,但人们知道,一个没有改革好的联合国在克服全球的公域困境中难以进一步发挥作用。

集体行动的困境之一是“国际领导”问题。缺乏“领导”,或者领导权之间的冲突,都是领导问题。美国目前仍然是霸权,但不愿意领导或者选择性的领导,甚至威胁退出或者已经退出一个个的集体行动。中国目前开始愿意领导了,甚至发起新建了一些全球性的组织(如亚投行),但是,中国却不是也不可能是美国那样的霸权。我多次说过,中国是一个非霸权的领导国家。

集体行动中的“领导国家”如何领导?

在全球治理中的国际领导就是提供解决全球公域困境的方案。当然,全球问题的解决方案并不全是领导国家提供的,但是,领导国家提供的方案必须是真正具有领导意义的,即引领世界走出僵局、克服问题、再造秩序。

中国内外的学者早就提出中国方案的必要性。但中国领导人和中国政府说中国方案则是不久前的事情。2014年,习近平在德国科尔伯基金会的演讲中,代表中国政府,首次谈到中国要为全球问题的解决提供中国方案。这是中国与全球治理之间关系的一个转折点,具有标志性的意义。

到底什么是中国方案?如果真正为了克服公域困境,这个问题的答案只在科学讨论中。

目前,美国特朗普政府为这个世界增加了根本没有必要的新的“公域困境”,例如新的关税和非关税壁垒,世界经济自由化程度在倒退,世界经济中的公平性却未见得提高。全球问题因为增加了而恶化。在这个时候,对解决全球问题的方案的需求更加迫切了。

许多讨论已经指出,应对特朗普政府制造的全球问题的最好办法不是以眼还眼、以牙还牙,而是更进一步地开放。中国在全球的关键时刻提供的最重要的全球方案不是别的,正是继续的有效的更大规模的开放。

中国在过去30多年在解决公域困境方面其实有不少经验。如果把过去四十年成功的中国经验视为全球治理的中国方案,或者,中国在参加全球治理中发现和使用中国经验,全球问题之解决方案的供给就大大增加了。

当然,这些有效的可以被概括为中国经验的东西,主要是关于在中国的国内层面上解决问题的。但是,任何在国内层面上有效的解决方案在全球层次上也是有意义的。

中国要考虑一下,到底哪些在国内层次上解决公域困境的经验可以用来在全球层次上解决问题?中国到底如何为全球治理供应方案?或者“中国方案”如何转化为全球治理?

这次中国政府的重组,强调了诸如国际发展合作和国际移民管理等,这是进一步在政府层次上应对全球挑战,但是,应对这些全球问题,仅有政府的统治或者管理是否足够,新设立的这些政府机构是否意味着中国找到了在国内层次上应对这些全球问题的解决方案?如果是的话,这些解决方案是否将有助于在全球层次上的治理问题?(作者是著名国际问题专家、《华夏时报》专栏作者、中国海洋大学海洋发展研究院院长、国观智库学术委员会执行主任、浙江师范大学钱江学者特聘教授、澳门科技大学访问教授)(编辑严嘉淇主编商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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