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和特雷莎•梅都开始追捧“全球化”，全球化的风幡将如何飘拂？

当地时间2018年1月25日上午，特朗普抵达瑞士达沃斯，首次以美国总统身份出席本年度世界经济论坛

庞中英

最近两年，英国脱欧和美国特朗普的对外政策，被广泛说成是“去全球化”。真的是这样吗？

上周，英国首相特雷莎•梅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的演讲说明，无论是英国脱欧，还是特朗普的经济民族主义对外政策，都不能简单地说成是“去全球化”。

在达沃斯洗刷“去全球化”

特朗普总统和特雷莎•梅首相在达沃斯的讲话，不仅为他们洗去了“去全球化”的消极名声，而且传递出极其重要的全球化信号。

特雷莎•梅本周来中国进行官方访问。无论英国和中国，许多商界人士都期待这次在非常时刻的非常访问。她的中国之行，是重要的全球化行动，说明英国脱欧不是“去全球化”，而是调整英国在全球化中的作用。英国仍然是全球化的主要力量之一。脱欧中的英国，与中国等非欧盟的贸易和投资关系，至少可以弥补英国因为脱欧而造成的全球化损失。

特朗普这次在达沃斯说的爽快：他和他的政府主张“美国第一”并不意味着美国不要多边合作，美国仍然需要其他国家与美国的合作。而且，特朗普透露，美国可以“（重）谈”以回到一年前特朗普断然退出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计划（TPP）。此种让人预料之中也预料之外的表态，正反映出美国在今天全球化世界的进退两难。

全球化也受到其他的改变。中国发起的“一带一路”是改变全球化的最引人注目的实践。

如国际货币基金（IMF）最近在一份报告中指出的，全球化受到的最大改变是各国的政治变化，因为这可能导致全球的交易成本上升，贸易和投资为主的全球化活动放慢。民粹主义驱动的经济民族主义（包括贸易或者投资保护主义）不仅在美国抬头，而且在其他国家，几乎是在世界范围内蔓延。

具有强烈讽刺意味的是，特朗普在国内的大规模减税等举措被他自我表扬为美国投资环境改善的证据。实际上，在经济民族主义的条件下，特朗普政府的减税与当年里根政府的减税不一样。里根的减税是为了让市场充分发挥作用，而特朗普的减税却有着强烈的政治动机。这是特朗普政府不得不面对的悖论。

现在和长远的全球化改变

我认为，从全球经济学的角度，现在和长远的全球化的改变无非以下三种情况：一种是转移效应，一种是创造效应。特朗普号召在全球各地（例如在中国）投资、经营的美籍企业回国，甚至，他的政府吸引其他国籍的企业到美国投资。在达沃斯听特朗普演讲的企业家，可能有的在回美国的途中，或者受特朗普政府的激励已经回到了美国。这种情况就是全球化的转移效应。预计未来几年，全球化的转移效应更加强烈。

全球化改变的另一个效应或者后果，是我一直强调的全球化创造。特雷莎•梅的访华，构筑的不仅是新的英中经济关系，而且可能是最终使中英关系成为全球化的一根新支柱。中英在经济上合作的意义不亚于20世纪70年代英美携手推动“新自由主义”全球化。

全球化改变的第三种情况才是“去全球化”——全球化的放慢或者全球化在结构上的被去除。目前特朗普政府的对华贸易政策是危险的，因为中国批评的华盛顿的“零和”思维和行动（与中国打贸易战）将导致中美经贸关系的收缩。

中国是过去英美欧等驱动的全球化的一个主要受益者。这是中国承认的，也是全球的共识。美国等认为，中国受益，他们并非共赢，而是输家。这一情况在非金融领域是明显的。以前奥巴马政府指责中国“免费搭车”，降低了不少参加全球化的交易成本；而现在的特朗普政府则继续认为，中国在知识产权等方面巧取豪夺。所以，他们要通过政策的大变化改变此种全球化格局。

全球化改变的前景有确定性的，即全球化的再平衡不可避免；也有不确定性的，即全球化的转移、全球化的创造和全球化的去除，都存在不确定性。

英美推动的全球化改变中，全球化的转移和全球化的去除，对中国都是根本挑战。这预示着中美关系等前景的严峻性。2018年底将纪念中美关系正常化40周年。在这个周年的时刻，中美双方能扭转恶性循环进入一个新的良性循环时代吗？全球化的创造对中国是大的机会。所以，中英合作有必要在大战略高度重视之。

中国有必要制定系统而深入的应对未来挑战的全球化大战略。这也是笔者正在进行的研究课题。（作者为著名国际政治学者，现为中国海洋大学特聘教授、浙江师范大学特聘教授、全球治理研究中心主任、国际金融论坛学术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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