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言腐败和知识分子的堕落

何玉兴

《福音书》说：“生命存在于语言之中”。语言交往是人类生存的根本方式，语言交往共同体是人类文化的基本单元；“语言是存在的家”；语言是一种文化功能，是集体艺术；“语言还可以比作一张纸，思想是正面，声音是反面”；没有语言，不可能有主体间的交流。

任何理念、理论和政策，都要通过话语来影响人，通过影响人来达到目标。许多问题，问到深处是语言，没有东西能够超出、先于、外在于语言。 而在社会语言学中，语言不单是一个把想法和需求变成声音的译码程序，而且是一种成形的动力，安排人们以某种方法观察世界，影响人们的思想和行为。“话语影响力”是一个宏观的社会性概念。简单概括就是：一个行为体的话语，具有能够施加影响、造成自己的偏好胜过他人偏好的后果的能力。

权杖落地，支持和模仿撤回

批判学派、文化学派的学者认为，权力是通过话语产生和再生的，意义蜘蛛网体现的是蜘蛛与其猎物之间的权力关系。“如果没有话语的生产、积累、流通和发挥功能的话，这些权力关系自身不能建立起来和得到巩固” 。

权力产生话语影响力，绝对的权力产生绝对的话语影响力。赫伯特•斯宾塞说：“凡是有权利绞死人的人都有权利教育人。”儒家学说影响深远，凭藉的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王权支持；话语产生真理，但必须有权力支撑，不存在不受权力影响（Power-Free）的话语，权力拜物教和话语拜物教是一枚硬币的两面。

权力能在短时段的有限空间内产生速效的、速朽的话语影响力。希特勒掌权时，《我的奋斗》销售数百万册，年轻人订情互赠此书为信物；萨达姆的垃圾小说《扎碧芭和国王》等当时被列入伊拉克中学和大学必读书。巴赫金以较多笔墨论述了权势对话语力的影响程度。哥白尼生前没敢发表他的《天体运行论》；伽利略忏悔宣誓：我否认、憎恨并诅咒那种认为地球在转动的荒谬、卑鄙、可恶的异端邪说。

追溯语言史，就是一部统治阶级话语影响力的历史。萨义德说：控制短时期内大众的思想状况是容易的。人们往往受权威的控制和引导，用权威的眼睛来看，用权威的耳朵来听，用权威的脑袋来想。但是，如托克维尔所言：“不要把稳定与力量，或把一件事情的伟大性与持久性混为一谈。”随着权杖落地，多数人很快就撤回了他们的支持与模仿。

真理是时间的孩子

而真理是时间的孩子，它能在长时段的无限空间中产生缓慢的、不朽的话语影响力。人类真正的阐释者总是享有恒星的命运，但需要多年的时光，它的光芒才能被人看到。苏格拉底饮鸩之后对朋友说：告诉人们，你们埋葬的只是我的尸体；尼采哀叹：我的时代还未到来，只有明天的明天才属于我；叔本华的书当时几乎无人间津，他自我解嘲说：一个人越是属于后代，他就越不能被同辈人理解；英国讽刺作家乔纳森•斯威夫特说：当一个真正的天才出现在这个世界时，你辨认他的依据就是笨伯们全都结成联盟对付他。

权力是有效的，也是有限的，布鲁诺坚持日心说被处火刑，但地球仍在绕日转动；塞尔维特被烧死在日内瓦，但他发现的血液循环得到公认；皇帝的“御制诗”，有几首能够流传?现在还有谁读《我的奋斗》? 那些生前寂寞的真理发现者和捍卫者，就像普希金《纪念碑》中写的那样：他为自己竖立了一座非人工的纪念碑，荒草永不会淹没人们为它踏出的小径。

合法话语影响力的魔力

话语影响力与合法性呈正相关，合法性借助各种各样的名义，合法程度越高，话语影响力越大，统治越稳固。人类社会的发展史，是一部从专制到民主的政治制度演变史，也是话语艺术、话语影响力的演变史。掌权者有意识地用特殊的认知方式塑造着普遍的意识，将他们的话语伪装成知识或普遍利益，民众在无意识中接受了权力的干预和驯化。休谟说：少数人统治多数人之谜，不在前者的暴力，而在后者接受了前者创造的舆论。葛兰西说：在话语影响力的霸权（Hegemony）笼罩下，权力变成权威，强制的慑服变为毋庸置疑、心甘情愿的服从。合法的话语影响力具有安排秩序、稳固统治的魔力，一句“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像一张天网，把那么多的“土豆”整整装了几千年。

“神圣就是保持秩序”，话语产生交往权力，对管理权力施加影响，创造和取缔合法性，合法性取决于社会成员的认同。“只有合法的权力才获得心甘情愿的服从”。韦伯说，基于合法性信念之上的服从，才是“稳定的服从”。秩序是人类与生俱来的愿望，这种需要，为政府的存在提供了理由。国家把人丧失生命、财产和自由的恐惧变成了对秩序加以合法认可的手段。

话语背后的实力

拥有资源的多少决定话语影响力的大小，话语的背后是实力的较量，各社会群体依据自己的资源取得话语影响力。有时，大炮不仅是校正国界、调整群体位置的仪器，还是扩大话语影响力的扬声器。在冷兵器时代，优势社会群体一般是用武力发言的。拿破仑就是用大炮说话的。马基雅维里说：武装的先知都胜利了，非武装的先知都失败了；没有武力为后盾是不能发号施令的。

有时，话语影响力还取决于钱袋的大小。叔本华说：“如果是一个穷人，那么他说的一切都会分文不值。用银嗓子唱歌当然好听，用金嘴巴说话显得更妙。”在古代，徽州盐商赞助文化事业，弄得文人们低三下四；在现代，政治承包商将他们在选举上的影响力卖给出价最高的人，媒体把读者卖给广告商而不是把信息卖给读者。

有时，话语影响力取决于拥有资讯和知识的多少。知识就是力量，知情就是权力。培根说：“人类知识和权力归一。”福柯认为，权力与知识是共生体，知识产生超权力的影响力。优势群体通过霸占包括信息财富在内的一切稀缺资源，以此支配和控制弱势群体。

正视话语影响力的“马太效应”是十分必要的。声望人物在影响舆论方面的作用举足轻重，其发言时应该慎重和自重。应该增加弱势群体的发言的机会。话语霸权的“马太效应”与埃勒•诺依曼“沉默的螺旋”原理大致相同：弱势群体越不能说，就越没有机会说，越没有机会说，就越没有说的能力。弱势群体由沉默到失语，由心理到生理，渐渐减少或失去了理解和使用语言的能力，乃至有了说话的机会，已不能甚至不想说出应该说出的话。

从生理学原理分析，大脑中的一种化学物质随社会地位不同而变化。地位越高，活动越兴奋，地位越低，则引发退缩功能性变化，产生“用进废退”效果。印度有一个部落，自给自足，无须交往，人到40岁时，几乎不会说话了。从发言权方面分析，希腊欧里比得斯说：所谓奴隶，就是一个不能发表自己思想观点的人。孙中山在评论清末政治时说：“百姓均无发言或与闻之权，身受冤抑，无所吁诉”。

所以，有“关于”弱势文化的话语，但没有弱势文化“的”话语。王小波的《沉默的大多数》说：“所谓弱势群体，就是有些话没有说出来的人。就是因为这些话没有说出来，所以很多人以为他们不存在或者很遥远。” 而优势群体越能说，就越有说话机会，越有说话机会，就越能说，就越容不得别人说。数量不断增加的权力机会不断积累到数量不断减少的人手中。历史成了“英雄史”，弱势的“大多数”在当时失声，在历史上失踪。

注意力是一种稀缺资源，独特的声望吸引注意力并形成影响力，使声望成为一种扩展的领导权，声望人物在舆论中的作用举足轻重。如果名望人物说错了话，“鉴于他们有许多的读者和听众，他们的影响会是灾难性的”。

声望人物的腐败和堕落主要体现在语言上。张维迎在“2012中国绿公司年会”上说：“语言腐败是比政治腐败更为普遍、更为严重的腐败。” 何玉兴在《最绝望的堕落》中写道：知识分子的堕落才是一个社会和一个民族彻底的和最后的堕落。其他人的堕落好比大江大河局部的浑浊，而知识分子的堕落，则是水源浑了。（作者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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