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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云高:焚烧发电是面对垃圾处理“多、急、难”问题的响应机制

作者:马维辉

来源:华夏时报

发布时间:2017-11-10 11:36:58

摘要:从2016年4月-2017年5月,全国各地先后出现了9起反对垃圾焚烧发电的事件,反对强度明显增加。为什么政策调控越多,反对的声音越大?为此,本报记者专访了中华环保联合会废弃物发电专委会(筹)秘书长郭云高。

郭云高:焚烧发电是面对垃圾处理“多、急、难”问题的响应机制

华夏时报(www.chinatimes.net.cn)记者 马维辉 北京报道

2016年11月,住建部等四部委联合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城市生活垃圾焚烧处理工作的意见》(下称《意见》)。2017年4月,环保部提出在今年10月1日前所有垃圾焚烧发电企业要完成“装、树、联”工作。随后,许多城市也公开宣称“原生垃圾零填埋”目标。与此同时,从2016年4月-2017年5月,全国各地先后出现了9起反对垃圾焚烧发电的事件,反对强度明显增加。

为什么政策调控越多,反对的声音越大?为此,本报记者专访了中华环保联合会废弃物发电专委会(筹)秘书长郭云高。

华夏时报:从拉走、填埋到焚烧,垃圾处理逐步走到焚烧发电的原因是什么?

郭云高:比较优势和现代文明是支撑垃圾焚烧发电产业生存发展的关键因素。

具体来讲,工业化生产是垃圾“多”的根源,城镇化是垃圾问题“急”之所在,重化工则是垃圾处理“难”的原因。工业化大规模生产导致的废弃物“多”和重化工导致的废弃物处理“难”,最终通过城镇化聚集后必然形成垃圾处理“急”的局面。

因此,面对“多、急、难”的垃圾问题,焚烧处理虽然还不尽完美,但也的确是“两害相权取其轻”的理性选择。也就是说,垃圾处理是面对“多、急、难”问题的一种应急措施或响应机制,而垃圾焚烧发电则是所有应急响应机制中的一种择优选择。

垃圾处理因垃圾而生,处理手段因产生方式而变。从拉走、填埋、卫生填埋到焚烧,包括今后还有可能出现的其他手段,都是因为垃圾的产生方式及规模变化而不断发展的处理手段。

早期,我国城市规模不大,人口集聚度不高,生活垃圾成分基本上都是天然物质,处理方式也只是简单地从人口集聚区拉到偏远地区即可;现在,城市越来越大,人口越来越多,人们健康环保意识不断提高,传统的卫生填埋由于占用宝贵的土地资源,以及后续可监测到的巨大危害性,显得难以为继;垃圾焚烧发电则因为减量化优势巨大,无害化优势明显,且兼具资源化功能而脱颖而出,成为当今世界垃圾处理的主要手段。

华夏时报:不选择焚烧发电,会出现什么样的后果?

郭云高:反对并阻止焚烧发电并不难,但垃圾处理的难题并不会因焚烧的停滞而得到缓解,反而会更加棘手。

这些年,反烧领袖们在反复指出焚烧危害的同时,始终没有一个更可行的处理办法,结果是焚烧下马,垃圾无处可去。去年发生的苏州太湖垃圾倾倒事件,从某种意义上也说明了这一点。

另一方面,《意见》的出台,以及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南京和山东省相继明确原生垃圾“零填埋”的目标,从加强监管的角度也隐性地表达了支持焚烧处理垃圾的态度。环保部要求所有垃圾焚烧发电厂必须在今年10月1日前完成“装、树、联”工作,更是把垃圾焚烧置于公众的监督之下,成为全社会反对违规焚烧的有力武器。

可以预见,“十三五”时期将是垃圾焚烧发电产业迎来大发展的时期,这离不开垃圾焚烧产业人的不懈努力,当然,也离不开坚持理性反对违规焚烧的媒体和公众,他们是推动垃圾焚烧产业健康发展的外部力量。

责任编辑:李明徽;主编:公培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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