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物价有所上行 货币政策难松

冉学东

10月CPI同比增长1.9%，较上月显著回升0.3个百分点，主要受到食品价格的拉动。10月食品分项同比降幅重新收窄至0.4%；而非食品分项同比持平于2.4%的高位。剔除食品和能源的核心CPI继续保持在2.3%的近年来最高水平，原油价格上涨在CPI和PPI的分项中均有鲜明体现。

莫尼塔研究指出，PPI从上游向下游的传导进一步增强，这体现在：1）9月以来，生活资料的一般日用品分项大幅攀升，创下五年新高；2）9月中游行业对PPI同比的拉动进一步显著攀升，且中游行业主导了9月工业企业利润总额的增速上升，反映价格传导的中间环节提价能力增强。

今年来宏观分析的一个焦点是PPI能否向CPI传导，结果显示传导效应很弱，物价已经连续九个月在2%以下，这种状况会否持续呢，10月份的CPI增长有些超预期。在目前的宏观金融背景下，再加上物价开始抬头，未来的货币政策可能难以放松。

11月4日，央行官网发表周小川行长的文章《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在这篇文章中，作者从我国金融体系的风险的表现，成因的论述中，一个非常明显的逻辑是，中国经济和金融体系中杠杆率过高，主要原因是由于受到各种复杂因素的干扰，最近几年货币政策过于宽松，未来要降杠杆，则货币政策未来关注的重点是币值的稳定和金融的稳定。

事实上，去杠杆举步维艰，去杠杆的本质就是去债务，去债务就是要紧缩需求，需求的紧缩面临的是物价的下跌，而物价的下跌则可能诱发债务风险，这就是去杠杆之难。

周小川在文章中指出当前中国金融业面临的一些风险：一是宏观层面的金融高杠杆率和流动性风险。周小川说，高杠杆是宏观金融脆弱性的总根源，在实体部门体现为过度负债，在金融领域体现为信用过快扩张。

周小川给出的数据是，2016年末，我国宏观杠杆率为247%，其中企业部门杠杆率达到165%，高于国际警戒线，部分国有企业债务风险突出，“僵尸企业”市场出清迟缓。

在微观金融机构方面，近年来，不良贷款有所上升，侵蚀银行业资本金和风险抵御能力。债券市场信用违约事件明显增加，债券发行量有所下降。信用风险在相当大程度上影响社会甚至海外对我金融体系健康性的信心。

对于以上风险的成因，周小川认为宏观调控和金融监管的体制问题会引致风险的系统性。周小川说，在宏观调控上，对货币“总闸门”的有效管控受到干扰。在风险酝酿期，行业和地方追求增长的积极性很高，客观上希望放松“银根”，金融活动总体偏活跃，货币和社会融资总量增长偏快容易使市场主体产生错误预期，滋生资产泡沫。当风险积累达到一定程度，金融机构和市场承受力接近临界点，各方又呼吁增加货币供应以救助。宏观调控很难有纠偏的时间窗口。

周小川所指的其实是中国宏观经济调控长期存在的问题，货币政策相对独立性不够，其他部门一般都是希望货币政策宽松就好，一紧就会以系统性风险相威胁，迫使中央银行不得不放松银根，而这就进一步推高了风险，助长了短期和投机气氛。尤其是希望松“银根”，是某些部门一再主张的，他们看不到风险，即使有风险也怪不到自己身上。其实最近今年屡屡措施去杠杆、控制杠杆增长率、货币政策紧缩的大好时机，货币政策一直过于宽松，尤其是商业银行信贷增长过快，从而引发了全社会杠杆率增速过快。

未来如何防范系统性风险的发生呢，周小川指出，随着我国金融体系的杠杆率、关联性和复杂性不断提升，要更好地将币值稳定和金融稳定结合起来。货币政策主要针对整体经济和总量问题，保持经济稳定增长和物价水平基本稳定。

周小川在这里着重强调了币值的稳定，其实就是物价、利率和汇率的稳定，而要做到以上稳定，必须是货币政策的稳定，货币政策着重于解决总量问题，而不是结构性问题。

比如最近几年货币政策往往用定向降准、“定向滴灌”和对某些政策性银行实施再贷款政策来解决支农、中小企业、扶贫开发、棚户区改造和基础设施建设等。这些政策尽管在第一轮投放的时候是投给了意向性企业，但是货币放出去有乘数效应，这些货币作为需求就不仅仅在这些鼓励的产业中，而是流向了全社会，就会进一步放大杠杆，对物价就会形成压力，对币值的稳定产生威胁，对金融体系产生风险。

定向降准事实上就是在一些部门放松银根诉求和稳定物价压力之下，央行的一个折衷选择。

不仅仅是国内降杠杆、防风险的问题，在全球经济复苏、全球央行进入加息周期，中国未来不可能独立于全球大趋势，不可能逆流而上，那可能就会引发所谓的系统性风险。从长期趋势看，未来货币政策将进入渐进的从紧周期，这应该是未来经济发展必须面临的首要问题。

责任编辑：孟俊莲 主编：冉学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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