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是一个危险的花园： 女人的觉醒与生产之痛

■吴小曼

日前，陕西榆林一年轻产妇因不堪生产之痛，从产房高楼跳楼身亡，随后，引起了自媒体对产妇家属的追讨，其中颇有代表性的是咪蒙等都市女性公号：《我把你当老公，你把我当子宫》提道“真正逼死一个女人的，相比对医院的失望，更有可能是对老公的绝望。”尽管此后已有调查记者揭开了部分真相，但很多自媒体却宁可相信自己对事件的阐释：女人的诸多不幸深渊往往在于爱的幻灭，所谓遇人不淑，这很容易让人产生共情感，所有经历过生产之痛及产后角色调整的女性或多或少都面临过“自我丧失”的危机，作家春树贴出的产后抑郁症小说《黑寡妇》被再次转发，说明很多女性正陷入新的不确定性与情感焦虑中，前段时间家庭伦理剧《我的前半生》被热捧无不与此相关。

女人生产之痛本是古老话题，但在科技大发展与物质极度丰富的今天，一方面是女性的觉醒，性自由，现代避孕手段，无痛分娩技术，一方面却是落后的婚育观念，让女性要么物化，要么困囿在个人的爱情城池里，这也是19世纪以来，西方女性主义文学作品里的女性困境。

女人的恒久悲剧？

榆林产妇之所以让我们如此恐慌，原因是她如窥镜，让我们看到女人并没有身体自主权，尤其是在生产时。如果她的丈夫不签字她就不能进行手术的说法成立的话，结果引申开来，就变成了农村落后的“父权-宗族文化”对女人权利压制的一种反抗行为：拒绝做母亲。此前也有杨改兰带着孩子自杀的事件、南京母女跳楼事件等等，如果母性是女人的本性，那么这些带着孩子一起自杀的反本性行为就让我们陷入伦理的困惑中，她们究竟是女性意识觉醒的反抗行为还是抑郁症？

近年来，女性极端的事例多发，相反对女性社会问题，“女性主义”文学作品的研究却变得沉寂，女性主义批评家戴锦华曾提到这个现象，她认为相比20年前，女性的地位看似在提高，男女平权取得了实质性的进步，但社会“父性角色”的缺位与女人在新《婚姻法》上的不受保护，而社会的大部分资源都掌握在男性手上这个事实，女人又的确会面临生产、抚育孩子这个漫长的过程，如果我们不在现实的差异性上来谈女性主义就会变得尴尬。这也是目前中国女权主义被诟病的地方。

中国早期女性主义

　　 中国最早的女性主义要追溯到百年前新文化运动时期，当时是在民族解放运动，反专制、反封建这一大背景下的女性解放运动，她们挣脱包办婚姻，寻求个人自由，丁玲、萧红、庐隐是非常具有代表性的女性作家。

　　 萧红为挣脱包办婚姻离家出走却遇上了鲁迅说的“娜娜走后怎么办？”这个经济命题，萧红一生的不幸也困囿于这个问题，它也是今天女性的问题，所以，在西方女权主义看来，性别就是政治，而萧红抗争的却是“本能”，如果说“母性”是女人的本性的话，她却拒绝做母亲。在《生死场》中她写到东北僻远农村女人如动物般的生产、繁衍，大地生生死死，生命完全是一种本能没有任何尊贵可言，在她第一个孩子出生时就选择了送人。在萧红传记电影《黄金时代》里也提到过萧红的几次恋爱与两次生产，对于她的第二个孩子是送人、病死还是被萧红毒死？电影做了回避性处理，这也是研究萧红的专家的一个盲点。

　　 这种“杀子”的极端女权主义我们在西方神话里也可找到原型，据说在犹太人的民间神话故事里，上帝给亚当造的第一个妻子莉莉丝就是与亚当一样来自尘土，他们都是大地之子，莉莉丝为了自由、平等公然反抗父权——上帝而宁可与魔鬼住在一起，而她得到的惩罚就是要不断吞吃她与魔鬼生下的孩子。

　　 如果说萧红还有生存上的挣扎、抗争，庐隐却没有“娜娜出走后的问题”，所以她也是五四作家中最早从外部世界转向个人内部探索的女作家。“我简直是悲哀的叹美者”，庐隐在《创作的我见》中悲叹：原想“游戏人间”，结果反被人间游戏了去，她最后陷入到“个性解放”幻灭的悲哀之中，这像是女性的宿命。

　　 这几天看戴安娜逝世20周年新拍纪录片《戴安娜，她的自述》，同样为这个问题震惊。影片中，戴安娜敞开心扉，谈自己的童年、成长、婚姻、爱情，包括她后来投身慈善等公共事业等，但一个困扰她的“渴求爱情而不得”的忧思始终在脑中萦绕，难道这就如13世纪波斯诗人所说“爱是一个危险的花园吗”？

   萧红寻爱、追求自由的一生，也是莉莉丝的一生，从逃婚与萧军相爱，忍受“爱与不爱”的痛苦，后与萧军分手嫁给端木蕻良，最后心碎地死在医院，而在大时代的洪流中，个人的苦痛又像是轻微的，庐隐也一样，一生追寻自由恋爱，却在31岁时因难产而死于医院。

　49年后，女性主义与女性解放让位于阶级斗争，女性文学的创作自然就变得单一。上世纪80年代，随着新的思想启蒙与改革开放，新的女性主义与女性写作再次成为显学，当时涌现了一批女性主义作家，林白、陈染等等。而随着90年代消费主义的兴起，女性主义很快被“女性消费”掩盖，卫慧、棉棉等“身体写作”、“性自由”代替了女性主义的“权利意识”，从而使女性主义变得模糊不清，投射在现实生活中，就是女人的个人生活上的多元与精神上的逼仄。

西方的女性主义与女性写作

而在西方的女性主义与女性文学的创作上，却有着完整的谱系与传承。虽然西方的女权主义运动已经从街头转向了校园，近年来，也在对激进的女权主义进行反思，但她们却要成熟得多，从女性的社会实践上，她们也在很多方面取得了与男性相同的权利，包括反性别歧视、女性就业、生产、工作与不工作权等。

在东西方漫长的历史时期，女人基本上是作为子宫而存在这是不争的事实，所以女权主义作家波伏娃在她去魅性的《第二性》里说“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被造就出来的”就有她的意义。

日前重新出版的《阁楼上的疯女人》，在女性读者群中引起新的阅读热，说明我们当下对女性主义的思考需要改换新的视角，女性主义也要落实在我们自身的文化土壤里。

在这部著名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集里，美国女性主义批评家吉尔伯特与古芭从19世纪女性作家及她们的写作中考察了女人的创作与社会角色变化，这像是在回应波伏娃的说法，因为早期女权主义作为一种斗争的策略，它必然会走向性别对抗，而作为个体写作者来说，她们的斗争身份却是隐蔽的。

屋子里的淑女只有在按照主人的意愿，在每个房间里出现的时候，她才可以为人所知。没有人能看清她的全部，因为她显露出来的既是她的身体，又是她的镜像。——劳拉·赖丁

啊呀呀！一位胆敢握笔的女人，

真是冒犯了男子们的权威呀，

简直是一种胆大妄为的物种呢，

以致再没有美德能赎回她的过错。

——安妮·芬奇

笔是男性生殖器的象征吗？诗人霍普金斯1886年在写给一位友人的信中至少透露了这样一个信息，他认为一个艺术家能够技术娴熟地把他的想法倾注在纸上，这是仅有的一种男性天赋。尽管霍普金斯的想法怪异，而他作为置身于维多利亚时期的一个男性公民，其想法却占压倒性力量。吉尔伯特分析道，这种思想力量如此强大，是因为作家、神圣和男性家长的身份获得了社会确认，而女性写作者只能藏起身份，在18世纪前多是作为匿名者出现。

正因为被剥夺了笔的权利，女人自然被从文化的主体中放逐，她们在这些男性作者笔下，就变成了天使、巫婆、疯女人等极端化的、既是男性理想化的化身，又是他们厌恶的对象，从《白雪公主与7个小矮人》开始，男性作家梦想创造的理想对象就是天使。而堕落的天使就是继母形象。女作家伍尔夫的观点，“屋子里的天使”是男性作者强加于文学女性最恶劣的形象。

这些睡美人、病仙女，无疑都是“死亡天使”，被作者阉割在其神秘性中，而与之相反的则是对女性力量的恐惧。波伏娃指出，女性的形象被用来呈现那些矛盾的感情，所以，在他们笔下，女人都变成矛盾的怪物，直至失去性特征。投射在现实生活中就是女性对自我身份的否定或者厌恶，她们梳妆打扮、关心年龄的增长、体型的变化，目的是为了保持“天使的形象”而不被男人当成女怪物。直至19世纪一批女性作家的出现，她们不仅打破了男性作家的幻象，还通过释放女性的另一面：《简爱》中阁楼疯女人的反妇道来重塑新的话语体系，并催生出20世纪“现代主义小说”的个性化女性形象。

而在我们的文学审美中，病美人林黛玉同样被认为是理想女性化身，潘金莲作为与之相反的“堕落女性”不过是男性的玩物，在中国古代社会，男性作家根本不用担心与女性作者争夺“握笔权”，因为女人大多没有受过教育，而且缠足行走不便，所以她们都是非健全人。

如果说西方女性觉醒争夺的是一种“握笔权”即文化建构与社会地位，那么上世纪初，中国女性的觉醒则是从个人解放、反抗“父权文化”、包办婚姻开始，同时伴随着民族斗争、阶级压迫而展开，但最后因为历史原因走向了“去性别化”过程，让女人追求与男人在体力上、劳动义务上的一致，而近年来影视作品、自媒体、消费主义等共同作用，把女性变成了新的消费对象，或者物化，这就使得女性主义的自我觉醒被罩在了玻璃瓶中，如同诗人普拉斯在20世纪60年代自传小说《瓶中美人》中的呐喊：女人不是塑料花、也不是观赏鱼，只有走出玻璃屋，当然，如同《阁楼上的疯女人》所说，女人最后杀死自身的疯狂、猜忌，控制这个黑暗影子也非常重要，不然，简爱就不可能得到幸福的婚姻与罗切斯特拥抱。

(作者为专栏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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