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苏阶段更要防范钟摆现象

本报评论员 徐立凡

在9月份银行“只收不放”的消息登诸报端之后，高盛证券日前发表报告，预计今年第四季度中国将上调存款准备金率50点，明年再上调150点。一系列的消息似乎都在给信贷政策收紧提供有模有样的注脚。关于收紧的注脚不知道真假，但是市场气氛确实在收紧——其实，这从“动态微调”这一指向不明确的概念提出来后就已经开始。
   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是不是真的到了需要认真考虑收紧的时候？大宗商品市场近期走势给出的答案完全相反。除了油价因为美元走弱、美国库存意外大幅下降等各式各样的原因在玩过山车，其他主要商品价格现在并没有表现出要亢进的意思。那么，在经济复苏公认还很脆弱的时候，在恶性通胀预期尚在远处的时候，讨论或者出台收紧措施是不是过早了？特别是，在空前宽松的政策环境里，中小企业并未享受到多少宽松倾向政策的阳光雨露，仍然有相当比例的企业处于挣扎状态。
    货币政策的疑问只是近来许多现象的一个部分。
    在一些地区，企业员工工资指导线被定为允许负增长，这一规定得到了有关部门的肯定。负增长不仅意味着企业获得了减负空间，或许也有利于矫正中国的劳动力资源分布过于不均匀的现状。但很明显，这一做法减弱了普通员工的消费预期和能力。问题在于，在工资负增长获得了政府支持的合法性解释后，再转为正增长的难度就陡然增加——经济不景气或景气在不同行业、不同企业可以有不同的解读，不同的解读最终会使企业员工工资只能在低水平徘徊。我们还要看到，企业员工——特别是基数庞大的普通员工，实际上是城市化进程的组成部分。在消费内需始终难以扩大的情况下，他们本应是推动内需的重要依赖力量，是增量内需的来源。从这个角度说，削减他们的工资水平只能起到削减内需的副作用，最终反过来对企业的生存和发展产生阻滞作用。
    许多城市正在酝酿水价、天然气价、蜂窝煤价等一系列民用公共产品的价格听证会。实际上，类似的听证会也被一些人一针见血地命名为“涨价会”。一方面，资源的稀缺性和环境保护的急迫性决定了涨价的合理性，与其他国家的价格比较也表明，中国的公共产品确实便宜。但另一方面，人们不得不问：公共服务产品是否本就应由政府提供？涨价是否就能治理了水污染？如果涨价成为一种风潮，弱势群体的民生是否会被迫经受考验？这些问题显然并非没有道理。
    由于经济危机价格低廉而在去年被地方政府捂在手里的土地在今年大批释放，以央企为主力，掀起了一股争当“地王”的热潮。地价的飙升造就了一场地方政府、央企和房地产商欢聚的盛宴。尽管房地产市场的繁荣乍现短期内有效地激发了相关产业的生机，但是仅释放土地不可能抑制房价的非理性上涨，相反，对消费内需形成了新的抑制。
    这些现象反映了经济复苏时期的钟摆现象正在增加。钟摆如何摆动才是正确的或许现在很难得出一个结论，但至少从中可以看出几种正在加强的倾向：第一，人们对货币政策调整的担心实际上是还有多少货币可以投放的担心。说到底，这是政府主导投资的边际效应快速递减的一种表现形式。在政府主导不能发挥起初那样的巨大作用的时候，将民间资本有效吸收到经济复苏进程中的急迫性已经愈发凸显；第二，对一些地方政府和部委来说，财政增收问题已经成为一个非常关切的问题，并且与强化人们的购买力形成了潜在矛盾。第三，中小企业能否接过国企央企的接力棒对于政策形成了考验。解决这一问题应是下一步政策的主要调整方向。
    从经济运行的习惯性和现实利益考量两方面来看，现在的钟摆现象并非不可理解，甚至有其合理性。但是从保证经济复苏和增长的角度说，这种现象的存在是不合理的。我们已经可以看到，正在凝聚的信心因此而在发生动摇。从这一点说，复苏阶段更要防范钟摆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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