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文化融合当先锋

于娜

在习近平主席的“一带一路”重大倡议下，2015年我国政府发布了《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共建“一带一路”，经济是主题，政治与文化也是重要内容。今年以来，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地区文化贸易交流合作持续增长，但同时也面临着巨大文化差异的挑战，本报记者就此采访了梅花与牡丹文化创意基金会理事兼常务副秘书长、中国传媒大学文化经济研究所特聘研究员金巍。他表示未来应加强基层主体文化交流引导，国有和民营企业海外工作人员是一个处于文化交流前沿的庞大群体，如何发挥他们的文化“桥头堡”作用需要重新思考。

文化贸易增长趋势看好

《华夏时报》 ：今年以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地区的文化交流融合推进状况如何？

金巍：就我近两年来接触和感觉到的，很多国外民众对“一带一路”表述的接受度比我想象中高很多。我们在对“一带一路”的阐述上，对抗性阐述很少，只是提供一个倡议，相当于一个邀约，是否参与大家都是平等的，所以国外民众较少有压迫感。

我是做文化产业和文化金融研究的，关于现状只能提供这个领域的参考。通过“一带一路”沿线我国核心文化产品进出口国（地区）前15位的数据变化可以看出，文化贸易国家相对集中于发达国家和文化同源国家地区。当前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主要文化贸易国家的增长趋势看好，“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与我国的文化贸易总体上呈上升趋势，之前在2014年进出口额占比分别是21.8%和14.5%，近两年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文化贸易进出口增长很快，目前还未有新的数据整理，但我预测这两个数据应该达到了30%和20%以上。

之前，有些传统上我们认为在“一带一路”沿线比较重要的国家与我国之间的文化贸易比重较低，比如巴基斯坦、哈萨克斯坦、伊朗、土耳其、以色列等，其中在这两年有重大变化的是哈萨克斯坦和以色列，尤其是与以色列之间的文化交流活动很频繁，文化贸易状况也有改观。

文化产业尚需形成硬实力

《华夏时报》 ：我国在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文化交流合作中面临怎样的挑战？又该如何应对？

金巍：客观上，文化差异是最大挑战。地缘政治和经济格局的变化对文化交流影响很大，但最根本的还是因为巨大的文化差异，我们面临的最大挑战是如何在尊重文化差异的前提下实现文化交流乃至融合。“一带一路”沿线，大概是地球上最复杂的文明和文化交织地带。海上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国家受西方文明影响根深蒂固，尤其是东南亚国家，虽然华人众多，但仍与我们在文化上存在很大差异，而印度与我们的文化差异和现实问题交织存在。路上丝绸之路的近邻国家也大致如此，形成文化版图上的“灯下黑”现象，这是“一带一路”文化交流上的一个障碍。

从我们自身而言，我们与传统丝绸之路上沿线国家近几十年的文化交流总体上不错，但是也有一些后遗症，形成了一种路径依赖，对采取新的文化交流方式的矫正或替代成本很高。比如在东南亚、非洲国家之前采取旧的一套文化交流方式，就是政府做什么，企业做什么，而且以政府为主，国民个体的作用相对较低。所以，要真正做到“民心相通”，应该先从基层的国民个体间开始，再往上是民间的社团、智库、大学的交流，然后才是国家之间的国际文化交流，所以新的方式同旧的方式是反向的，对旧的方式是颠覆性的。而很多人习惯了旧的方式，包括中国企业出去后觉得自己代表不了官方，不知道做些什么，不知道他们的一言一行实际上代表了国家，一时还很难适应新的文化交流方式。

在宏大的文化交流格局中，文化产业间的合作影响更持久、更长远，文化产业是文化软实力中的硬实力，不是以产业合作、经济方式来推动文化交流的话，往往都是昙花一现。市场化的文化产品更容易在文化差异化中取得和解，并更容易渗透。中国改革开放40年来，我们所接受的国外文化都不是白送来的，都是我们中华文化群体付费买过来的，比如美国电影、欧洲戏剧和各种文学、思想类出版物，这些文化作品、文化产品对国民的影响力根深蒂固，甚至通过购买非文化的商品、消费品来了解西方文化。同样，我们中华文化产品如果赠送给人家，他们反而不是很重视，如果是他们出钱来引进就会真正的珍惜，比如我的一些外国朋友非常喜欢看《舌尖上的中国》这样一个介绍中国美食文化的节目，还要按照节目介绍去学烹饪中国菜，而他们接受这个中国文化产品是需要付出成本的。

所以说，真正对我们文化交流对象产生影响的是具有文化产业实力的作品，要大力推动文化贸易。当然文化贸易不是单向的，还是要扩大双向的文化贸易，也不用怕对方的文化产品会对我们产生不利影响，在文化走出去的过程中，让其他国家的文化也走进来，这是一个文化平等、文化自信的态度。再过三四十年，人们可能会发现真正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产生影响的文化产品，都是来自文化产业。

从另一角度上讲，我国已将文化产业定位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基本指标是十三五末期文化产业增加值的GDP占比为5%。但是，我认为这个支柱要站住脚，一个基本条件是与国际文化产业大市场融合。所以，在中华文化走出去中，我国的文化产业应该助力一把，作为中坚力量，这方面美国经验值得借鉴。美国文化中系统化、全球化的文化工业，是工业化流水线式向世界输出文化，如果我们只是一两年出现影响力不错的单一的文化产品，比如《舌尖上的中国》，之后如果不能延续，再过几年可能就变成了一个曾经的文化流行记忆。所以，没有形成一个产业系统，就形成不了文化交流中的硬实力。

基层交流主体力量有待引导

《华夏时报》 ：企业在“一带一路”文化交流中如何进行角色定位？

金巍：在文化交流各个主体中，现在基础好但难度最大的就是企业在“一带一路”文化交流中的角色定位问题，近几年中国企业在境外投资、建厂的越来越多，尤其是数量庞大的国有企业在海外经营，比如跟基础设施建设、资源开发等相关的国有企业在世界各地有几十万派出员工，加上民营企业有上百万人。这样庞大的一个群体，他们是真正能够起到“一带一路”背景下进行文化交流，能够实现“民心相通”的最前沿。他们承担着经济合作的责任，但同时又是中华文化的载体，这其中就有经济与文化如何相得益彰的问题。

但我们了解到，目前他们却做不到文化交流使者的角色，经常会缩手缩脚，除了工作交流、官方交流外，并没有融入当地的生活，也没有真正同当地民众交融在一起。我们虽然不主张给国民个体赋予太多的文化交流使命，但实际上他们是文化责任最大的群体，只要个人能够同当地的民众真正地交融在一起，事实上就已经承担了中华文化传播的责任，而这一点上在之前的四五十年文化交流中我们引导的不够，限制的多。

我们应该将文化交流的重点放在基层。我们进行文化交流，一些历史客观存在的因素无法更改，只能从人本身、从自我做起，要发挥文化交流的更基层主体的力量，尤其是民间社团、企业、大学、智库以及文化交流机构的作用，也就是交流主体要下沉。国家层面的国际文化交流活动留下了很多遗产，但是可持续性较差，在历史尘埃中只留下一点曾经来过的印迹，但是民间的、基层的文化交流频次高、成本低，而且能深入到对方的神经末梢，这是人与人之间的对话，影响力的持续性更强。同时这涉及到我们的文化自信，来自中华文化的强大基因，善于用谦卑的态度去进行文化交流，以尊重的方式去影响其他文化。

交流总要找一个切入点，有国家间文化交流的层面，更要有民间的文化交流，从官方角度讲，应该考虑这样一个处于前沿的庞大群体的文化交流如何引导的问题，怎样发挥他们的文化“桥头堡”作用需要重新思考。

《华夏时报》 ：未来“一带一路”文化交流与融合会呈现何种趋势？

金巍：总体上，文化交流与融合会在曲折中前行，这是大势所趋。文化交流与融合事实上会引发一个区域的文化变迁，中国从辛亥革命开始经历了最巨大的一次文化变迁，改革开放之后又经历了一次文化变迁，其中有一些主观能动性在里面，但文化变迁多数是一种客观规律，就是各类文化进行冲撞、交流、融合，形成一种客观性存在。所以，文化即便是一种战略，也要有长远眼光和策略，如果过于急功近利，可能会呈现文化上的大国沙文主义。我们在文化交流上保持一种低姿态、低调的方式，反而容易让对方卸掉戒备和抵触心理，进行交融合作。

文化变迁是有规律性的，我们只需要做好自己。从战略上讲，必须真正从国民到国家每一个具有文化交流责任的主体思考，都发挥自己的作用。在“一带一路”愿景与行动规划背景下，文化交流可能会走向何方，文化变迁曲线会是什么，考虑了这些因素，才是我们能预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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