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粤港澳大湾区看深度城市化

邵宇

7月1日上午，在国家主席习近平的见证下，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澳门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崔世安、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何立峰、广东省省长马兴瑞共同签署了《深化粤港澳合作 推进大湾区建设框架协议》（下称《协议》）。其目的在于将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成为更具活力的经济区、宜居宜业宜游的优质生活圈和内地与港澳深度合作的示范区，打造国际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

打造世界级城市群

《协议》明确界定了广东、香港和澳门的定位，厘定了5大协作原则，提出了7大重点合作领域，而且建立了互动机制以推动《协议》有效落地。《协议》将进一步推进大湾区的城市群建设，这也是我国深度城市化战略方案的一个方向，即城市群建设，典型代表还包括京津冀、长三角、杭州湾等。

大湾区包括广州、深圳、珠海、东莞、惠州、中山、佛山、肇庆和江门共9个内地城市和香港、澳门两个特别行政区，形成了“一个国家、两种制度、三个关税区和四个核心城市”的跨区域、跨制度的战略格局。从经济规模上来讲，1.36万亿美元的体量已经超过美国旧金山湾区、仅次于东京湾区和纽约湾区，位居世界第三。但从人口和面积角度来说，都是世界首位的，集装箱吞吐量和机场旅客吞吐量，也是世界第一。同时，它又拥有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还是我国创新能力最突出的区域，所有这些优势都为建成国际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将使“一带一路”战略助力。

大湾区战略方案的提出，展现了中国坚定执行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也是对过去40年开放政策的延续和升级。当前，全球经济体都在寻求新的经济增长点，随着我国后发优势空间的压缩和改革红利的消退，必须寻求制度变革，突破制度约束，促进以创新驱动、优势互补和技术集聚为特征的新的发展模式，以城市群建设为代表之一的深度城市化已成为我国“改革开放2.0”的排头兵。

城市群可以说是城市化的外延，毕竟行政区划只是人为建构的一种制度，当旧制度难以适应新的战略规划，就有必要改革。金融危机以来，我国经济在外部冲击下被动的进行转型升级，靠人口红利和进出口红利驱动的经济增长模式可能一去不复返了。特朗普上台后采取的战略性收缩政策，也加大了国家间协作的难度。为此，我国一方面通过实施“一带一路”战略打通国家间的合作通道，另一方面也同时注重国内不同区域间的协调合作，如此双管齐下，才能真正将“再全球化”和深度城市化打造为新周期的驱动力。

升级城市化1.0版

当然城市群建设只是深度城市化的一个方向，意在模糊城市的行政边界，彼此间取长补短，互利共赢。另外一个方向是城市化1.0版本的升级版，即新型城镇化，进一步模糊城镇与乡村的边界，解决城市化1.0版本遗留下来的各种问题。为此，笔者认为我们还需要从以下几个方向努力。

第一，版图再造，优化产业与产能布局。抛弃传统的以地理区位来划分产业布局的方法（东部、中部和西部），根据各城市和区域的要素禀赋对其重新进行定位。可以将中国的区域经济划分为4种类型——沿海发达经济带（3个三角洲）、产业转移十字星区域（中原到湘中，武汉、皖江以及成渝）、能源和地缘经济区（内蒙古、西北和西南延边城市等）和次级经济区（例如东北老工业基地、海南岛等）。

沿海发达经济带将进入城市管理升级和精细化运作阶段，打造“中国创造”和“中国服务”的大本营；产业转移带在全球第四次产业大转移过程中实现产业升级，巩固中国制造的地位，并为中国“智”造奠定“人财”基础；对于能源区，需要用广义的交通运输网络提高其向其它区域的能源输送效率，这就需要进一步加强交通运输的基础设施建设；而对于地缘区，则应该继续推动边境贸易、跨国交通和能源通道的建设。

第二，加快户籍制度改革，推动人的城市化。户籍制度改革是大家热议的领域，政府需要做的就是实现公共服务（教育、医疗以及就业等方面）的均等化，革除外来人口长期定居在城市的各项制度性障碍。户籍制度改革同时也是个利益再分配的过程，也就是个重新分配蛋糕的过程，必定会触动一部分人的利益，这就需要更加可操作的方案和果敢的行动。但是，对于城市发展的最优规模仍然需要发挥市场的协调功能。

第三，土地改革，建立市场化流转机制。土地改革的关键在于集体土地市场化改革，建立土地市场化流转机制。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征地制度的改革和建设用地增值收益分配方式的调整，逐步放开对集体建设用地直接入市的条件，以及加强对城乡结合部的更大力度的改造；二是农村承包土地使用权的合法流转，盘活农业用地和农村宅基地，推进农业向集约化发展。

第四，完善激励相容机制，推动PPP项目顺利落地。在城市建设中同步进行政府适度去杠杆和投融资机制改革，建立有效合作激励相容机制，调动民间资本的积极性。具体措施：一方面可以通过财税制度改革，完善转移支付制度，培育有弹性的地方税种，如有层次的房地产税等等；另外，积极鼓励民间资本采取独资、控股、参股或者以BT、BOT、PPP等多样化的以市场为导向的模式，参与投资建设运营。

深度城市化将是重塑中国发展模式的关键所在，它必然会提高城市集聚效益，带动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的投资，促进居民收入和消费量级的增加，从而持续释放出巨大的内需潜能（投资+消费），而这正是保障中国经济在未来一段时间，长期平稳较快发展的动力源泉。这个过程既是转型也是改革，是在增长中实现大转型。

未来的深度城市化将是一个农民工市民化、农民市民化和市民公民化的过程。如此巨大的人口先后来到城市，他们可以贡献的不仅仅是劳动力，也是智慧、创造力和公民能力。他们需要的也不仅仅只是面包、住房、汽车和家电，他们更需要的是平等的机会、更丰富的社会（文化）生活和更全面的公民参与。而一个足够规模的中产阶层就意味着一切，他们相对稳定、开放、理性和包容。而这就隐含着民智开发、思想解放，追求幸福和民主共识，他们将更为积极地参与到社区、社会、城市和国家的建设和改良过程中去。这必将全面重塑中国的增长、经济、社会、生活、文化和政治。（作者为东方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总裁助理）

查看更多华夏时报文章，参与华夏时报微信互动（微信搜索「华夏时报」或「chinatim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