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泄密门”VS全球政经：唯一确定的就是不确定

特朗普和俄罗斯外长在白宫会谈

邵宇

近日，美国政局变动抢下法国大选的头条，重新出现在人们视野，主角自然还是特朗普。

5月8日，被特朗普免职的前任代理司法部长耶茨和前任国家情报局局长克拉珀，出席参议院司法犯罪和恐怖主义委员会听证会调查，主题是俄罗斯是否干预了2016年美国大选？特朗普国家安全高级顾问科林就因“通俄门”被迫辞职。紧接着，5月9号，特朗普罢免国家安全局局长弗林。事态继续升级，美国东部时间5月15号5点左右，《华盛顿邮报》报道称，特朗普在会见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和俄驻美大使基斯利亚克时，泄露了伊斯兰国阴谋策划利用笔记本电脑攻击飞机一事，这违背了双方的保密协议，危害了盟友安全。

除此之外，到了黄河心尤在的希拉里似乎看到了新的希望，成立了一个名为“共同前进”的政治团体，号称要帮助民主党夺回议会中的多数席位，为下一代创造“一个更加光明的未来”。这潜台词似乎是说，特朗普带给下一代的将是黑暗。至此，市场反应强烈，黄金指数5连阳，VIX指数波动率重启波澜。一时间，特朗普将遭弹劾，以及唱衰美国的声音不绝于耳。当然，有基于历史的视角，梳理美国历史上弹劾事件的缘由及结果，也暗示此次“泄密门”只不过是特朗普本就不平凡任期内的一次风波而已。

特朗普就像是黑天鹅的化身，他注定是传统博弈模型中的搅局者。尚未进入大众视线时，他就是那不可一世的作风。但是，如果把他当傻子，当演员，当个纯粹的商人，那就真把这个世界看得太简单了。特朗普当选本应该让主流媒体稍安勿躁，但它们真把自己当作正义、权利、自由和民主的卫道士了，而很多时候，是以正义或权利的名义，行非正义之举罢了。然而，局外人有多少能厘清这背后的政治交换和利益关联呢？历史，从事后来看，总是偶然叠加出的必然。它绝不是单一均衡，而是在多重均衡存在的前提下，选择了我们现在所认识的这条演化路径。历史，唯一不变的就是变化，唯一确定的就是不确定。

笔者不想就“泄密门”本身着墨过多，而想跳出所谓的“就事论事”的惯常框架，基于笔者对经济学的一点思考来看待变化中的世界。这就得从金融危机说起了。众所周知，始于2007年的美国次贷危机是大稳健时代的终结，目前仍走在终结的路上，新周期遥遥无期。关于金融危机的文献和回忆录汗牛充栋，在这即将10周年之际，正好借此来重温一下我们该从中吸取的教训，或许是有益的。

危机前夜，经济学家们——主要是圣坛上的主流经济学家们——还在欢呼人类已经解决了危机。这场危机暴露了人性的弱点，也暴露了主流经济学的弊端，即他们的模型无法内生出金融危机，危机是被忽略的小概率事件。只是10年后，一如从前，大多主流经济学家并不承认这是经济科学的错误，而只是经济实践对制度的一种僭越，抑或是某种外生冲击对经济的一次偶然性扰动。那么，若从斯密时代算起，至今发展了近250年的经济学到底出了什么问题？为什么经济学在预测金融危机面前集体遭遇滑铁卢？这对政治分析又有什么启事？如果对这些问题没有透彻的分析和深刻的反思，或许“我们和魔鬼还会有个约会”。

时任英格兰银行行长的莫文·金（Mervyn King）亲身经历了此次危机，在同中国央行某位官员聊天时，该官员对金说，“我并不认为你们已经弄懂了货币和银行的运作机制”，受此鼓舞，金写了一本书——《金融炼金术的终结》。他认为，经济学的“最大缺陷在于这些模型没能分析货币政策和银行运作的重要性”，指出“极端不确定性”是人类政治经济生活的常态，但我们的经济学家们从建模之初就设想了一个完美的世界，这个世界里面有个拍卖人，通过不断喊价的方式使各个市场达到一般均衡状态，而后人们就按照这个价格进行交易。一般均衡理论在经济学上获得了极大的成功，阿罗和德布鲁的数学化也让经济学逐渐向着科学化的道路前进，只是在科学的道路上走得越远，离现实经济的运行也越远。所以莫文·金认为当今社会关于宏观经济如何运作的基本观点需要进行彻底改革。改革的关键在于货币和金融市场，它正是“极端不确定性”的产物。

关于不确定性，存在众多误解，主要一点就是其与风险的关系。简而言之，不确定性是风险的来源，它不同于风险。对于风险事件，事情本身的属性可以得到界定，而且其发生的概率也可以从历史经验中得到。但不确定性事件是完全未知的，更别说其发生的概率了，但这又恰恰是一种风险，一种不安全感。以特朗普为例，从胜选当天，市场就表现出了极度的灵活性，黑天鹅变白天鹅，也就是一个交易日的时间。而后美股雄赳赳气昂昂，一路长阳，以表达对特朗普的敬意。但自“泄密门”开始，有分析人士又以为这或将成为转折点。但即使是转折点，谁又能说清转向何处？就像特朗普当选，也有许多猜对了开头，却没有猜对结果的情况。经济学家们常关注的是风险，而不是不确定性。这有何差别？如果关注风险，则会基于预设的概率分布求解约束条件下的最优化行为，并将其视为一种“确定性”的状态。相反，若关注不确定性本身，人们就会认识到理性之不足，从而界定理性的边界。“泄密门”是否具有转折性意义，将取决于各党派角力或协商的结果，这一切都是不确定的，甚至让人无处避险。

既然是不确定的，那么就无法从历史经验数据得出一个绝对客观的概率，特朗普与尼克松是相互独立的，并不能从历次弹劾危机中去借鉴吸取智慧。此处倒应该就事论事，结合弹劾法案以及该事件的进一步演化，去分析遭弹劾的可能。最终结果，无非两种。第一，事件进一步升级，特朗普因涉嫌“叛国、贿赂或其他重罪和轻罪”遭弹劾。弹劾成功，特朗普将成为美国历史上任期最短的总统。如弹劾失败，依特朗普的个性，美国政坛也未必会雨过天晴；其二，事态缓和，特朗普转危为安，犹如当年的克林顿 “拉链门”，有惊无险。笔者认为，是否弹劾以及能否弹劾成功得分开看，前者取决于法律依据是否成立，后者则更多的取决于党派之间的博弈以及美国民众的意愿。自特朗普1月20号当选为总统以来，资本市场的反应至少揭示了特朗普的执政路径是符合人们预期的。但不得不承认的是，特朗普赤字财政推动的新一轮美国复兴计划也遇到了重重阻力。正逢推动医改的当下，“泄密门”必定耗去白宫的部分战斗力。是否是特朗普执政的终结，目前尚无定论。笔者更愿意相信这只是一场政治“对弈”，它可以为反对派争取一定的话语权。

经济的动荡带来政治的极化。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和公共政策系教授迈恩及其合作者弗朗切斯科·特雷的研究发现，过去7年美国的政治极化现象非常普遍。他们研究了70个国家在金融危机后的政策极化问题，发现称自己是温和派的人群比重迅速下降，极端主义者的左翼和右翼人群比重上升，这就与传统的博弈模型得到的结论相左，因为它们认为政治家若想要争取多数人的支持，政策言论会应表现出一定的“中庸”。所以，在后危机时代，政治分裂恐是常态，这就导致政策效率低下，政府变得不可靠，更何况是在“不可靠”的特朗普领导之下。

特朗普上台之初，就有言论说，他将掀起旧制度下的大革命，或将意味着民主的终结。历史终结论暂时搁置，但确实对旧制度和旧框架掀起了一场革命，如其对全球化和新自由主义的冲击，特朗普的支出计划和减税计划意味着其放弃了预算平衡的理念。数据显示，危机以来，美联储的量化宽松政策对总支出的影响并不显著，大量准备金滞留在银行的资产负债表而并没有进入实体经济领域，故人们将其定义为需求不足的“大衰退”时期。特朗普新政似乎可以概括为“两条腿走路”，一方面通过减税鼓励资金流入，鼓励企业和居民花钱；另一方面，政府替企业花钱，所以有大兴土木之意。这面临的唯一问题就是，钱从哪里来？大政府必然意味着高负债，美债的发行取决于全球对于美国政府的信任，包括美国国内。所以，特朗普的当务之急一定是夯实执政基础，否则两条腿都将无法前行。

特朗普当政，全球政治、经济环境的不确定性将是确定的，这就是“新常态”的一种吧。（作者系东方证券首席经济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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