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美的世界”还是“后美国世界”

文/金 石

   在自然科学中，后来者往往超越前者，技术的进步让原有的东西只剩下历史意义；但是，在社会、经济和文化领域中，时间却并没有这样的力量，宋词不能取代唐诗；后现代主义的出现，也没有淹没现代主义的价值，一个“后”（post-）字，代表的仅仅是一种新的方向，一种新的可能。
    从这个角度看，法里德·扎卡利亚的《后美国世界》选择了一个相当贴切的题目，因为他将这本书的内容定义为“不是关于美国的衰落，而是要讨论所有他者的崛起”。
    作为一个印度裔美国人，一位国际问题专家，扎卡利亚没有“非此即彼”，更加平衡、中立的态度往往能得出更有价值的观点。
    “后美国世界”（post-American World），是作为一个“反美的世界”（anti-American World）的替代品而创造出来的概念。在扎卡利亚的新秩序里，没有宣告美国的衰落，因为新世界不可能出现一个新的超级大国，只可能出现多种多样力量的崛起。
    “美国所拥有的强大实力，使它可以操纵，或者指导这些力量来塑造新的世界秩序。然而，随着他者的崛起，单纯从经济方面来看，美国将经历相对的衰落。只要其他国家增长得更快，美国占世界经济的份额就将变得越来越小。此外，新的非政府力量也正变得越来越积极，这也将大大限制华盛顿的行动能力。”
    《后美国世界》的主题是所有关心政治经济学的读者都不陌生的，扎卡利亚关心的是世界范围内的权力转移，用我们熟悉的话讲，是单极世界向多极世界的转变。
    话题并不新鲜，也没有更多更深刻的剖析，但是扎卡利亚的优点是全面、简洁、清晰，由于对国际事务的长期观察和熟稔，他能够更好地描绘当前真实的图景。
    作为全球性金融危机之后的作品，《后美国世界》的“时效性”也不错，正是由于这个危机，让世界更加关心美国的“衰落”：华尔街走进了“后天时代”，等于美国的金融核武库崩盘，美国的超级经济地位岌岌可危……
    按照扎卡利亚的概念，全球权力首先是对观念、议程和发展模式的主导能力。“10年来的许多金融创新除了堆起一座海市蜃楼外成效甚微，这一事实将严重削弱美国的权力。”2008年的金融危机也许并不标志着资本主义的终结，但它无疑表明美国的全球主导地位寿终正寝了。
    《后美国世界》2008年在美国上市，销量超过100万册，美国总统奥巴马被拍到一张手持该书的照片，这可是这本书的卖点。
    扎卡利亚总结了在过去500年来世界范围内已经发生了三次结构性的权力转移，每一次权力转移都是权力分配的根本性调整，都重新塑造了国际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
    第一次权力转移是15世纪到18世纪末期西方世界的崛起，创造了现代化—科学和技术、商业和资本主义、农业革命和工业革命；第二次权力转移是19世纪行将结束之际美国的崛起，美国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期，主导着全球经济、政治、科学和文化，在过去的20年间，美国的优势无与伦比，这是现代历史上绝无仅有的现象。
    比较前两次权力转移，扎卡利亚更关心的是我们正经历着的现代历史上的第三次权力大转移，这次权力转移被他称之为“他者的崛起”。
    这个“后美国世界”的特征是：世界上所有的国家都不再是客体和旁观者，而是自己掌握命运的博弈方。而且，权力正在从国家流散到其他行为体，在新时代里，组织和个人的能力增强了，等级制、集权化和控制力则正遭受侵蚀。
    在“后美国世界”，从政治—军事层面看，我们仍然生活在一个由“唯一的超级大国”主导的世界，但从其他任何维度看，如工业、金融、教育、社会和文化，权力分配都在发生转移，都与美国的主导地位背道而驰。
    因此，扎卡利亚会说：“我们不是正进入一个‘反美的世界’，而是正阔步迈向一个‘后美国世界’。”
    在一个“后美国世界”中，扎卡利亚还非常重视历史学家尼尔·弗格森的“中美国”的概念，引用弗格森的话说：“今天的最大问题是‘中美国（Chimerica，即中国与美国相结合）’继续密切合作，还是会因为这场危机而分道扬镳。如果‘中美国’继续密切合作，我们将找到走出森林的路径；但如果它们在危机中分道扬镳，我们将就此告别全球化。”
    也正是因为重视“中美国”，扎卡利亚在《后美国世界》中专门用一个章节《中国：大国的崛起》来讨论中国在这个新世界中的位置问题。当然扎卡利亚的视角更加广泛，他甚至讨论了中国曾经的强盛和衰落，以及新近的“大国崛起”。关于中国“和平崛起”或者说是“和平发展”的提法，扎卡利亚还是非常有见地。
    扎卡利亚信任中国是一个致力于和平崛起的国家，其行为也充分体现了谦卑精神和不干涉原则，并希望与所有国家都建立友好合作关系。
    但是，“问题是，历史上许多崛起的国家也都认为自己的动机是好的，但到头来仍然以颠覆既有国际体系而告终。”因此，“从根本上说，中国的意图无关紧要。在杂乱无章的国际政治世界上，意图与结果没有直接的联系。”而中国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和平崛起，“将取决于中国的行为和其他国家的反应，以及它们之间的互动造成的一系列效应。”
    扎卡利亚这样的认识恐怕是不少西方政治家们的共识，认识到他们的这种认识，中国才能更好地理解自己的言行对世界的影响。
    作为读者，我们希望扎卡利亚是幸运的，因为一个新词的提出并流行，往往能提升作者的品位和地位，但愿“后美国世界”能让他变得更成功，就如托马斯·弗里德曼的“世界是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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